电影《逆风千里》：得到陶铸大力支持，被康生诬为大毒草受到批判(7)

同年7月29日，在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总结会上，康生耍弄突然袭击手段，公开点名批判“坏戏”、“坏电影”，强行给《逆风千里》扣上“反革命影片”帽子，说它“动国民党之心，泄共产党之愤”。 不久之后，在中宣部召开的部长会议上，江青把一批影片定为“毒草”，责令进行公开批判，《逆风千里》赫然在列。

◆《逆风千里》剧照：指导员将计就计诱歼援敌。
迫于压力，中宣部先后逐批发出公开放映和批判“坏影片”的通知，《逆风千里》遂以此种方式与观众见面。各种挝伐文章随之见诸报端，完全不顾客观实际，牵强附会无限上纲，诬指该片“是一部极为反动的影片”，“完全站在反革命的立场上，明目张胆地篡改历史，为被消灭了的国民党反动军队大唱赞歌，招魂立碑；恶毒地攻击毛主席的人民战争思想，攻击人民军队”，将影片拍摄归于配合“蒋介石匪帮疯狂地叫嚣‘反攻大陆’，国内外牛鬼蛇神一齐出笼，搞起了反共反华大合唱”，“编导者刮起这股‘逆风’，实际上是为牛鬼蛇神助威打气，为反革命复辟鸣锣开道”，并以所谓“参加《逆风千里》外景拍摄工作的某部干部战士”名义发表谈话、文章，“进一步揭露了编导者在拍摄过程中的一些罪恶事实”，以“更加清楚地”印证“这群牛鬼蛇神的狰狞嘴脸”，栽赃“这部片子真像是台湾蒋介石匪帮在珠江电影制片厂的订货”。
这种混淆黑白、颠倒是非的“批判”，到了“文革”中更为变本加厉，以揭批“反动影片《逆风千里》在摄制过程中，始终贯穿着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尖锐斗争”为重点，尤其是在陶铸遭受迫害被打倒之后达到高潮，先是将其代称“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中的一个人”，后则指名道姓，诬之为“这部反动影片的幕后总导演”，声称“有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开放绿灯，有电影界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撑腰打气，影片编导者有恃无恐，便施展其反革命伎俩，挖空心思经营这棵大毒草”。株连所及迫害加剧，编剧周万诚竟遭“双开”遣返回乡，导演方徨在反复揪斗之后下放劳改，资深摄影师姚士泉不甘受辱割腕自尽，饰演敌副师长的傅伯棠惨遭打骂，扮演解放军侦察员的黄伍钟跳楼身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