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官云珠诞辰百年｜韦然谈上官云珠与程述尧(20)

1963年在上海过暑假时，灯灯与妈妈、姐姐合影。
我对于我妈妈来讲，就是一个小儿子，为什么对我关爱有加，我后来分析，可能她总有些关于晚年的打算：姐姐早晚要嫁出去，哥哥大很多，早就在外面成家了，也许就这个小儿子将来能够依靠。所以她每次到北京开会、拍戏，走亲访友都带着我，她住哪个招待所，就让我跟她一起住，没有两个床，就两人挤一个床。那时候我十一二岁，带着我去唱老生的李宗义家走动，她问李宗义，你看他怎么样，能不能上戏校？李宗义觉得我应当唱小生，我坐在旁边听，回去跟我爷爷学，爷爷说，这怎么行？我是长房长孙，爷爷认为得按部就班读书考大学，不能上台去演戏。还有我们家遗传，牙不好，我和妈妈姐姐一样，都是前后重叠的乱牙，她们因为要吃开口饭，都去整过。一年暑假，妈妈也想给我整，带我去汾阳路五官科医院看，医生说，一个暑假恐怕不够，要拔要弄很长时间，就写了封介绍信，让我到北京的口腔医院去看。
我带着信回到北京给爷爷，爷爷一看就说，男孩子，牙乱一点有什么关系？用不着整。这就是两代人、两家人对我走向的不同看法，我妈妈是比较希望我往文艺方面发展的。

灯灯和父亲（中）、爷爷（右）祖孙三人在颐和园，1956年。
您母亲生前拍摄的最后两部电影《舞台姐妹》（1964）《血碑》（1965）仿佛预示了她本人的命运。“文革”中您有三位亲人离世，您父亲却能逆来顺受，这是为什么？上官云珠一生经历丰富，最后怎么会这样结束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