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官云珠诞辰百年｜韦然谈上官云珠与程述尧(22)

“文革”期间，我爸爸不像叔叔，也不像妈妈，他抱着随便怎样都逆来顺受的态度应付一切打击：让我陪斗我就去，让我交代我就写，该吃吃，该睡睡。他这时的妻子叫吴嫣，她解放前，用我爸爸的说法，是一个“茶花女式的人物”，后来卷入“潘杨案”，“文革”期间属于街道里弄监督劳动的刑满释放人员，没有收入来源，靠我爸爸的工资和变卖衣物字画度日，两个人就这么混着。我觉得主要是因为前面“三反”时已经修理了我父亲的性格，后来他自觉成为边缘人物，比较麻木了。

程述尧和姚姚、灯灯在上海中山公园，1975年春。

姚姚生前最后一张照片，1975年夏。
对于您和您父亲，北京和上海都有特别的意义，其中又涉及命运的偶然与必然，能谈谈吗？
韦然：
我父亲是从小在北京长大的，后来因为生活到了上海，就再也没迁回去过。但是他保留了一口四十年代的北京口音，临了也不会说上海话，而且他对北京的那一套生活节奏与日常习俗非常喜欢，他认为把我送去北京，接受一个四合院式的教育是非常好的。我后来也想，如果我不去北京，留在上海跟着妈妈，可能我的人生轨迹，甚至性格、面貌都会完全是另外一个样子，可能会和我姐姐差不多。在北京，我生活在一个完全封闭的四合院里，也不是大杂院，只有我们一家人，平时家门不开，不跟胡同——上海叫弄堂里的人打交道。“文革”前，我接受的是一个几乎完全传统的教育，饭该怎么吃，坐立该什么样子，见人怎么打招呼，都有规矩。平常看《古文观止》，每天早晨起来要临帖写大字，就是这么一个家庭。如果在上海，肯定不是这样，大概会放任自流地发展。我父亲很赞赏我在北京的这种环境里成长，觉得对我有好处，当然我寒暑假回上海，还是能接触两边不一样的文化，有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