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鱿鱼游戏》：简单的生死游戏，复杂的韩国社会(5)

《新世界》
某种程度上，这句台词既是在总结韩国人的岗位稀少、竞争激烈的“内卷”生存观，也警示着韩国这个国家本身的困境，顺带也驱策着韩国的文化产业。
根据文化地缘论的观点，岛国或半岛国家倘若距离大陆强国太近，国民心态上会常年处在不安之中，担忧自身的文化甚至物理载体都会有朝一日突然消亡，于是精神难免变得越来越消极悲观。为了补偿负面心态，很容易产生种种扭曲的美学追求，但路往往会越走越窄。比如强调阴郁和死亡的日本文化近年来全球影响力就变得越来越小，越发小众。
可韩国终究是走出了一条特殊的路。即便基本国民情绪和日本大同小异，但他们终于以强烈的危机感和决心，将自身的焦虑、欲望和梦想，用最工整的叙事、最强烈的色彩、最精美的镜头、最考究的宣传包装，整个儿打包投放到了全世界。
所以我们就看到了一个在文化产品出口上分外割裂的韩国：一方面是温暖美好到极致的韩剧，主打梦想；一方面是将成员完全精致工具人化的男团女团，兜售欲望；一方面则是不遗余力剖析自己的电影，从《杀人回忆》到《熔炉》到《辩护人》再到《寄生虫》，都在放大焦虑的同时，顺带倒逼了现实问题的解决——诚如《新世界》中的台词一般，强调的就是一个“狠”字。

《寄生虫》
不过，不光是韩国，贫富分化、资本垄断、财富集中，再加上疫情的冲击，是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不得不面对的母题。小国国民的焦虑暗合了全球普罗大众的消极心态。于是共振发生，终于造就了这一次传播学上的奇观。
从艺术的角度，这部剧的出现或许是观众的幸运。但拉回到现实，就取决于你到底坐在哪个位置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