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拥有一切”的迷思，遮蔽了全职妈妈的真实困境

20世纪60年代，美国作家贝蒂·弗里丹出版《女性的奥秘》一书，讲述了二战后美国中产阶级家庭主妇所经历的内心冲突，即一种自我未被命名的痛苦。弗里丹在书中指出，这种无名的痛苦根植于当时美国主流社会文化对家庭主妇的赞颂与“快乐主妇”的迷思之中。
“自1949年以后，对美国妇女来说，女性的完美，就存在唯一的一种定义，那就是主妇加母亲。在这个变化中的世界上，作为一个正在变化、正在成长的个体，美国妇女的形象梦幻般地被粉碎了。她那为寻求自我的梦想在匆忙探求跟别人共同生活的安全感时，被遗忘得一干二净。她那无限广阔的天地收缩成了舒适家庭的几面墙壁。”她在书中写道。

美剧《致命女人》（第一季）剧照。
半个多世纪过去，女性主义热潮在全球范围内几番涌动，越来越多女性走出家庭，走进职场，女性在劳动力人口中的比例相比过去也有了提升。当“快乐的家庭主妇”成为过去的同时，我们不免追问，女性的处境、尤其是全职妈妈的处境变好了吗？
在《回归家庭？家庭、事业与难以实现的平等》一书的作者沙尼·奥加德看来，今天女性所面临的是一个全新的奥秘，即关于“拥有一切”的迷思。从桑德伯格的“向前一步”，到流行文化中的“辣妈”形象（yummy mummy），全职妈妈的形象有时代表着一种家庭CEO式的乐观主义想象，一边带娃，一边自主创业；有时又因其无事生产而被抨击为脱节于时代的倒退选择。
奥加德以高学历全职妈妈的亲身经历为第一手研究资料，结合分析了当下英美媒体和政策中关于性别、工作与家庭的描述指出，在以新自由主义女性主义为代表的流行叙事里，妇女问题及其解决方法被私人化了。对于这些回归家庭的全职妈妈而言，哪怕她们明确指出了影响自己辞职决定的结构性因素，却依然将自己回归家庭的选择归咎于个人的失败。与此同时，家庭、职场中更为根本与结构性的制度性不平等却披上了隐身衣。
下文经出版社授权节选自《回归家庭？家庭、事业与难以实现的平等》，探讨了当代女性主义的转向对性别平等议程的影响。摘编较原文有大幅度删减。标题由摘编者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