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拥有一切”的迷思，遮蔽了全职妈妈的真实困境(4)

纪录片《不可侵犯》剧照。
然而，很多这类所谓的当代女性主义言论和评议背后的观念，都认为挑战制度性不平等太骇人、太过艰巨，因此是不现实，甚至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相反，她们通常强调以不断的自我调整和自我督促来实现微小改变的重要性，声称这种自我调整会带来赋权和自我转变。就像罗莎琳德和我所主张的，她们“提出的‘女性主义’计划，是要妇女在当前的资本主义和企业现状下，积极、建设性地采取策略改变自我”，因为在她们看来，改变那些现实绝无可能。例如，第1章提到过的《纽约时报》畅销书《信心密码》，其中勉励妇女只有自信才能获得职场和其他领域的平等，便部分是建立在制度层面的男性主导和性别失衡基本上无可撼动的“务实”观点上的。“现实给人不好的预感”，美国记者卡蒂·凯（Katty Kay）和克莱尔·希普曼（Claire Shipman）写道，指责外部障碍“虽然容易，但入了歧途”。
相反，由于现实和环境无法改变，凯和希普曼呼吁女读者们找到“自我可控的部分”，然后通过一系列行为步骤和自我监督来改变自身，从而避免计较制度上的不平等。
事实上，媒体、职场和政府政策中流传的性别平等的再现，其核心要旨是妇女需要克服内心的障碍和“自己造成的”创伤，正是这些阻碍了她们变得自信、赋权和成功。关于妇女为何无法获得高层职位、取得职场成功，最流行的一种解释理论是冒牌者综合征。“哪怕已经成就非凡，甚至是该领域的专家，妇女似乎都无法摆脱这样一种感觉：被别人发现自己的真面目——技术或能力有限的冒牌货——只是时间问题。”桑德伯格在《向前一步》中写道。这个心理学概念时常出现在职场性别平等的政策讨论，以及帮助妇女解决和克服其“冒牌感”的项目中。很多著名女演员，包括埃玛·沃森（Emma Watson）和凯特·温丝莱特（Kate Winslet），以及诗人兼民权活动家玛雅·安杰卢（Maya Angelou）都曾在媒体上承认遇到过这种症状。这一解释如此流行，以至于《赫芬顿邮报》记者萨曼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