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每个异乡人享有追梦的自由(2)

主动去选择城市，而不是被动地任城市选择——这句话说起来不免透着鸡汤味道。
励志的鸡汤有时显得很廉价，尤其在坚固的壁垒和强大的命运面前。前不久山东媒体报道，济宁一名农村青年，婚后借钱分期付款买了挖掘机，这在许多农民眼里是致富的神器，但或许因为没有去省城那所著名技校学习，缺乏经验的他最后不但赔本，还欠了40多万元外债。儿子出门躲债，而年届五旬的父亲秉着一个老农民的吃苦耐劳和良心，三年来靠卖水果为子还债，肝部长瘤也没舍得做手术，眼看有望还清，却在这时被告知：儿子在云南省昭通市无证驾驶，致七死四伤。这出人生悲剧里，很难说是应该谅解一个农村青年外出闯荡的梦想，还是剥夺他做梦的权利，让他明白安分守己才是命运对他和整个家庭最好的安排。
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有一位最倒霉的父辈形象。《活着》里的福贵，家道中落，自己被抓壮丁，回来时母亲死了，女儿哑巴了，然后儿子也死了，老婆没有了，女儿女婿也都死了，外孙成了福贵唯一的希望，但这个孩子也意外而死，对痛苦已然麻木的福贵继续活着。余华说，活着的意义就是活着本身。
可只要还没陷入钝感，人总是希望生活的质量尽可能好，生命的历程尽可能丰富。于是古往今来的外省青年们告别家乡，北上或南下，跨过山和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奔走在通往城市的平凡或不平凡之路。

1990年代初大热的两部国产剧，一部是《孽债》。“美丽的西双版纳，留不住我的爸爸。上海那么大，有没有我的家。”这些被上海知青留在外省的孩子，搭着希望的火车来到中国最繁华的大城市，寻找爸爸以及身份认同——虽然身份上他们其实算半个“本省青年”，可偌大上海也无处容身，五个孩子，除了一个被警察抓走，其余全部返乡。
戏里戏外，现实同样令人感伤。虽然创了最高收视纪录，但四个云南籍小演员的人生轨迹并未因此改变，他们都如剧本所写回到了家乡寨子，“永辉”在水厂当工人，“思凡”、“晓峰”、“天华”分别在思茅、勐腊、元江的歌舞团，“天华”脊椎受伤等着组织调岗；“思凡”想考上海戏剧学院，每次都差临门一脚，最后也只能认命。只有唯一的上海籍演员“美霞”，依然时髦、漂亮，依然生活在大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