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是文人不自由：陈寅恪的三重悲剧(2)

可他为什么还要有这种不切实际的抱负和自寻烦恼的忧郁？是一个历史学家“资治”的职业习惯使他难以忘怀现实，还是先祖未竟的政治思想使他时时想赢回家族的荣光？我实在不知道。
不过，这可能不止是陈寅恪一个人。中国士大夫“修齐治平”的思想理路、欲合“道统”与“政统”为一的伟大理想，以及近代中国多灾多难的情状，使得每一个文人学人都似乎难逃这种从政情结的缠绕。
中国之大，近百年几无一张纯粹的书桌。
但这实在只是加在陈寅恪身上的第一重悲剧。他是一个真诚的爱国者，又是一个自视极高的学人，他不能不时时从书斋中伸出头来，探望一下他身边的祖国，不能不时时为这万方多难的祖国发出一声叹息。
于是，他需要太多的自由空间来伸展他的思想和智慧。一间书斋对别人也许绰绰有余，但对他就十分局促。可是，时代给他的只是这一间书斋四壁书。
如果他是个鲁迅式的文人倒也罢了，他可以冲出书斋，可以歌，可以哭，可以用文章为匕首、为投枪，纵然没有荆轲的壮举，但也可以用易水萧萧的悲歌宣泄出胸中的郁闷，但他偏偏是一个学者。
多年理性的训练使他习惯了理智的生活，于是，他只有深深地埋下头去伏案于书斋之中。
“自由共道文人笔，最是文人不自由”。我想，这不自由是不是由于他需要的自由空间太大而惹出来的一种“局促感”呢？

第二重悲剧无人理解的孤寂
不幸他只能是一个书斋学者，所幸他还是一个书斋学者。
学剑不成，尚能学书，这不是逃避，而是一种人生意义的挪移。
尽管陈寅恪并不满足于皓首穷经的学术生涯，时时自嘲为无益之事，但他又知道在学术论著中也自有精神血脉在。
他称王国维为“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他自己内心深处肯定也自认为是那“文化精神凝聚之人”。
而这“文化精神”所依凭以表现的，就是他毕生经营的那些看似深奥专门实则别具怀抱的学术论著。
我读过《论再生缘》和《柳如是别传》。也许，有人不理解他为什么要在生命的最后十余年里倾全力作如此论著，但我明白这里别有他一番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