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你被作家朋友写成了卑鄙小人：一个真实事件中的创作道德(5)

莱妮·里芬施塔尔与纳粹军官。
但它好像又没有这么简单，其中又存在着某种模糊的界限与递进关系。
比如说，一个诗人，他在诗歌中追逐纯粹与忠贞的爱情，但在现实中私生活泛滥。这好像没有什么影响。
然后让我们把情境再递进一步——一个作家，在小说中呼吁博爱与关注弱者的精神，但某一天一个需要动手术的患者来向他要二十万的手术费，他冷淡地拒绝了。这好像会有一些影响，但也可以用“这并不是写作者的义务”来辩解。

电影《杰出公民》剧照。在这部电影中，主人公遭遇了本文上述的情境。
接着情境再极端一些——一个作家，在作品中呼唤自由与平等的社会，但在现实中是个屠杀了上千犹太人的纳粹分子。这就完全难以接受了。但他如果只是在战争中因为命令而不得不杀过一个人呢？他是否还有在作品中忏悔的机会？那么，两个人呢，三个人呢？如果没有杀人但是对身边的屠杀视而不见选择沉默呢？我们到底对艺术家的道德底线维持在什么程度呢？这个道德底线在现代是更开放了还是更收缩了？
于是，我们会发现，作家和作品之间的关系，也没有那么绝对，无论我们如何坚持分开对待作家与作品的逻辑，但在情感上，当我们知道一些并不合理的行径后依然会在内心产生不同程度的排斥感。
或者，我们可以对作家的负面行径再做一下大概的区分，一个人在个人生活中无论怎么荒唐下作都没什么苛责的必要，那是他自己的人生，他只需要对自己的后果负责，但如果他对人类社会产生了公害，那么我们就很难再继续包容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