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里斯夫人闯巴黎》：一条裙子，通往另一个世界(4)

首先，清洁女工可以买到高定，代表着一种时代的更迭，本身代表一种进步。为什么高定时装屋最早在法国出现？潮流风向的先人一步固然是重要原因，但阶级壁垒的松动也是另一方面。而在哈里斯夫人身处的英国，在“二战”之前，在她貌美如花的年轻时代，高级定制时装屋只接待贵族和上流社会的人。也就是说，只要你的身份不够高贵，哪怕有钱也买不到高定。正是从1950年代开始，时尚的属性才由阶级向消费过渡。
可以想见，当时的伦敦必定有许多女性面临哈里斯夫人相似的处境：丈夫死于“二战”，靠体力劳动挣一分微薄的薪水，青春不再，即将步入晚年；因为一文不名，所以被称为是“隐形的女性”。就在她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努力存着养老钱的时候，哈里斯夫人却为了一条裙子孤注一掷。不难理解，这在一些人眼中是疯狂的，甚至是愚蠢的。
然而，哈里斯夫人并不是《项链》里的玛蒂尔德，因为一时的虚荣心，以一生的含辛茹苦为代价。哈里斯夫人始终是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追求自己的心爱之物。而且她诚实的本性，丝毫没有因为这样的热望受到影响——当她发现别人遗落的名贵宝石首饰时，毫不犹豫地走进了警局。
哈里斯夫人最初将生活的全部希望寄托在丈夫的回归上。当她多年的等待彻底落空，变得生无可恋时，正是在她眼中美得不可方物的高定礼服裙，成了照亮她生活的一束光，给了她新的希望。如同参演本片的伊莎贝尔·于佩尔所言，“哈里斯夫人的裙子，必须被理解为一个隐喻。她当然是爱上了那条裙子，但在心底，她其实是想让自己的生活超越现在这般境地，所以这条裙子成为了一个代表成就的标志，代表另一个世界和幸福的标志。”

伊莎贝尔·于佩尔在片中饰演迪奥时装屋的大总管。美国文化社会学家戴安娜·克兰（Diana Crane）在其所著的《时尚及其社会议题》一书中，将女性的着装行为视为一种非言语的反抗。对哈里斯夫人来说，购买高定礼服裙，表面看来是花钱买到满足感。本质而论，便是她对于身处的阶层及年龄的社会规训的不由自主的挣扎，是她对“隐形的女性”这一身份的无意识的颠覆。相比片中被当成花瓶的年轻模特娜塔莎和不敢对老板发表意见的会计安德烈，需要通过阅读萨特的《存在与虚无》来反躬自省；把《存在与虚无》错当成侦探小说的哈里斯夫人的抉择，似乎是存在主义更为透彻的投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