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存者回忆集中营生活：这是我一生中最可怕、也是最黑暗的经历(3)

第二天凌晨3点半，炕长准时把大家叫醒。在这里，每个劳工房都有一名“炕长”，名义上管理劳工房的内务，实际上是日本人安插的密探，专门监视特殊工人的言行和动向。大家背地里称炕长为“爪子”。
早饭每人一碗高粱面粥，一个窝头。窝头是橡子面掺豆腐渣做成的，拿在手里就散，需两只手捧着吃，又苦又涩。
刚吃完早饭，厨房里又喊：“领午饭了！”
“领午饭？”刘建树纳闷儿。
“午饭是在矿井里吃的。”有人说道。
午饭是每人两个高梁面窝头，又黑又硬。刘建树拿在手里，看看身上连个兜子也没有，不知道该往哪儿放。这时一个人看到他为难的样子，递给他一截铁丝，又撩开自己的衣服让他看了看。刘建树学着他的样子，把两个窝头一对，用铁丝穿起来，系在了自己的腰带上。
5点接班，4点钟他们就在日本兵和矿警的押送下出发了，一路上不许抬头，不许说话，只有脚步声。
他们这五十个人，每十个人一个小组，分别有五个老工人带领。矿上的老规矩，每当一批新矿工到来之后，都要派老工人带班一个月，这一个月是新矿工的学徒期。
刘建树跟着一个叫吴世增的老工人干活。说是老工人，只是因为他在矿上时间长而已，其实这个吴师傅看起来也就是四十岁出头，他身材高大，性格也很豪爽，只是人已瘦得只剩下了皮和骨头。
刘建树被分派装车，一锹煤有十几斤，一锹接着一锹，累得他胳膊发酸，手腕子拧断了似的，但不能直腰也不能停下来，因为监工的就在身后，只要看到谁停下来，棍子、镐把随时会敲到你头上，轻者头破血流，重者当场丧命。
好容易熬到了中午吃饭的时间，大家听到吃饭的命令，立时把工具一扔，一个个瘫倒在煤堆上。
刘建树斜倚在那儿，眼不想睁，头不想抬，虽然肚子里咕咕直叫，可累得连饭也不想吃了。
吴师傅看了看大家，然后挪到刘建树身边，关切地说：“怎么样，吃不消了吧？”
刘建树没有答话，抬起头来四下里瞅了啾，吴师傅明白了他的意思，笑了笑说：
“到咱们吃饭的时候，监工也升井吃饭了，这时候没人来管我们。吃饭吧，不吃饭午后怎么干活啊！”说着吴师傅掏出了那两个窝头：“这个吃了才饿得慢一些。”
“吴师傅，听口音你好像是山东人，怎么到这里来的？”刘建树问道。
吴世增叹了口气说道：
“我是被骗来的。1940年我们临朐一带闹旱灾，那年秋天人们把树皮、草根都挖光了。正在人们走投无路的时候，老虎台矿的人到我们那儿去招工，说到这里大米白面随便吃，还能月月开工资，带家眷的给安家费，不带家眷的现在就发钱给家里用。当时我父亲正闹病，家里又揭不开锅，正等着钱用，我就报了名，当时给了20块钱。我们村报名的有二十三个人，第二天，我们就被装进了开往东北的闷罐子车里。到了这里一看，我们才知道受了骗，可已经晚了，身无分文，回是回不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