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帝国（第十九期）(20)

其中大多数退社贫苦农民由于缺乏农具和资金不得不把土地以低价出卖给富农。斯托雷平广泛实行移民政策把不满沙皇统治的农民迁往西西伯利亚、远东和突厥斯坦草原等边远地区，自1906年～1910年的五年间共迁出了250万人。斯托雷平的土地改革破坏传统的村社土地公有制，加速农民的分化，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农村资本主义的发展。但是农奴制残余依然存在，农村阶级矛盾更加激化，因此未能防止俄国革命的爆发。
（二）在大动荡的背景下斯托雷平被任命为总理大臣，他声称在一个人病危的时候就要进行以毒攻毒的治疗，对恐怖分子的血腥暴力行为绝对不能姑息。针对农民再次挑起的“分家不公”的诉求和反抗时斯托雷平毫不手软坚决镇压，绞死或者流放数千名暴乱者，“斯托雷平的领带”（代指绞索）在俄罗斯帝国飘扬。当第二届国家杜马不通过土地改革措施的时候斯托雷平策划“六三政变”，直接驱逐国家杜马议员，将65个代表逮捕并流放到西伯利亚。斯托雷平轻蔑地谈论：“他们议员需要大动荡，我们需要大俄罗斯。宪政、人权并不能带来秩序，铁腕手段才是解决之道。”他还把选举权的门槛提高，仅仅限制于富人以及贵族之中，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帮助那些穷人逃避那些他们并不真正想做的事情，政治上的稳定才有可能。斯托雷平拒绝向追求宪政的自由派妥协，代之以推动省和县行政机构的改革，来扩大省长的权力和政府的权威和扩大县长的权力来取代地方自治领袖。
斯托雷平在1909年10月1日对《伏尔加报》说到：“给国家20年的安定，俄国会变得你们辨认不出来”。
（三）斯托雷平将最大的热情投向村社与土地，在他看来地主土地所有制是“心头肉”，而村社土地则是“眼前疮”，并且是切不可“剜肉补疮”。如果每个人都是私有者大家就成为一条绳上的蚂蚱，农民不满的根源也就消失。换言之既然“家长”分家分得不公正，那干脆让“长子”（富农）带头分家站在家长这一边，这样其余子女即便有意见也无力反抗。为了扶持“长子”斯托雷平于1906年11月22日发布法令，允许各农户退出农村村庄，自己份地通过赎买归其个人所有。针对贫户农民破产无力偿还的土地国家将其集中起来，通过成立农民银行向富农贷款鼓励其兼并。而且按照1906年8月12日和27日命令，农民银行卖给富农的土地售价必须比标价低20%。国家鼓励成立集体农庄和单独田场，并推动农业技术的发展。经过这一系列措施，土地集中程度进一步提高。针对无地的农民斯托雷平一方面推动他们进城成为工人，另一方面引导他们迁往西伯利亚开发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