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阴影下重读《疾病的隐喻》(2)

如今写小说的，已经没有人写肺结核了。尽管偶尔会有病例，作为烈性“传染病”的肺结核已经消失了。但是，在青霉素出现之前，人们并没有对抗肺结核的特效药。在上世纪40年代，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倒在了青霉素定型前夕，他大部分时间都只能寻求传统治疗，或者以自己古怪的脾气和结核对抗，过早地断送了自己的才华和生命。
20年代中国有很多作家都写过肺病这个主题，肺结核被视为一种“消耗性”的疾病，有某种文艺青年气质。那些得病的人，通常就是咳血，而治疗方式则是到温暖的地方疗养，这都让人们以一种浪漫化的视角来看待肺结核。中国文学中这个传统可以追溯到《红楼梦》，林黛玉的症状，就是典型的肺结核。
比奥威尔稍早，鲁迅也是死于肺病。学医出身的他，虽也束手无策，却不像同时代中国作家那样进行浪漫化描述。鲁迅在《药》中曾写过一个得痨病的少年小栓。周围的人对他既同情又恐惧，谈话都神神秘秘，小栓的父母深夜交流孩子的病情，也不敢多提一个字。在那时的中国农村，能够想到的治疗方法是吃“人血馒头”。可以说，鲁迅近乎做到了桑塔格“让疾病成为疾病”的主张。
桑塔格在书中详细考察了欧美国家对肺结核、癌症和艾滋病的“想象”。结核来自于文献，而癌症则是她亲身体会，到了上世纪80年代，美国围绕艾滋病发生的争论，则是全社会参与的主题。桑塔格最反对的，就是对病人进行“道德贬低”。在科学家观察到结核病菌之前，宗教界看法是主流，他们认为这种传染病是上帝给的集体惩罚，那些得病的都是有罪的。
癌症也是一样，“肿瘤”这个词本身，就有负面含义，它意味着可怕的东西在无节制变大。到了艾滋病，对病人的道德贬低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上世纪80年代，美国甚至有领导人在公开场合侮辱艾滋病患者。人们认为，得病的人一定是生活肮脏的，是道德败坏的。
桑塔格不会想到，在21世纪她这本书在中国会有这么强的生命力。对2003年的“非典”，年轻人已经没有什么概念。但是，由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的出现，让人们想起17年前那个最流行的隐喻——“毒王”：在香港淘大花园，一位老人传染了两三百人。当时媒体大肆报道，就使用了“毒王”这个词，这毫无疑问是一种贬低。病毒的传播遵循的是它自己的路径，和这位老人的主观意志并没有任何关系。
2020年，我们有了进步，不再使用“毒王”这种明显隐喻色彩的字眼，但是很不幸，隐喻以别的面目出现了。这一次的歧视，主要体现在地域性上。因为最初疫情发生在武汉，很多媒体都使用了“武汉肺炎”这样的字眼。疫情发生在春运期间，人口流动为防疫带来困难，“防止病毒从武汉流出”最终在很多地方都演变成了“防止武汉人或湖北人进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