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亢奋》：21世纪的堕落，暂时没有答案(3)

而凯鲁亚克这一代“垮掉派”，作为精神资源，所孕育出的是美国 60 年代的“反文化运动”。它的起因是资产阶级的内部矛盾。这场运动的参与主体后来被称为“嬉皮士”，他们是像鲍勃·迪伦那样的中产阶级大学生。按照程巍博士在他的著作《中产阶级的孩子们》所提出的观点，这场反文化运动的底色，实际上是一场“资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资产阶级继经济（工业革命）和政治（法国大革命）夺权之后所发动的第三场革命，完成了他们在文化上的夺权。中产孩子们误打误撞，借用了无产阶级和真正左派的“道德武器”，来帮助自身阶级击退了源自上层贵族的“审美压力”，从而完成了中产阶级的内部净化。资产阶级从此结束了“审美上向往贵族、道德上受制底层”的精神分裂，形成了统一的文化人格，并在文化上开启了统治地位。

这两种“亚文化”一个发端自工人阶级，一个发端自资产阶级，实际上有着不同的历史使命。但在伯明翰学派在 6、70 年代时把阶级这样的结构视角引入之前，青年亚文化通常只被以“世代”的视角观察，人们把所有年轻人的越轨举动归为一谈，认为是未成年人对成人世界没有来由的反叛之体现。
在伯明翰学派之后，“结构”成为了人们观察青年亚文化的主要视角，亚文化被视为社会结构矛盾下的产物。在阶级、种族、性别等结构视角下，年轻人的叛逆有了更复杂的面相，更高的正当性，它和更多社会问题的交叉性被看见——中产白人嬉皮士、落寞的直男朋克、迪斯科俱乐部里的异装青年、黑人说唱歌手，这些现象和人群得到了解释，青年人的困境变得具象，矛头逐渐清晰，议程得以推动。
但《亢奋》给我的感觉是，Gen Z（Z 世代）的出现，似乎又对我们理解年轻人提出了一种新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