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川归流向大海——中国青年政治信仰的百年变迁(5)

举网以纲，千目皆张。张太雷整顿工作的第一步，便是“确定社会主义青年团为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团体”，不认同的离去，留下的遵从。有了信仰的统一，便有了精神的凝聚，青年团组织随后很快重现活力。到1922年5月，全国已有18个城市成立团组织，团员达5000余人。广州的情形更好一些，当年3月14日马克思逝世日，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举行了3000余人的成立大会。这为团一大的召开创造了条件。
在马克思主义创立以后的第二个五十年间，一股篡改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机会主义思潮逐渐抬头。在当时的欧洲，社会主义青年团已然成为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领导下的青年组织名称，而这一名称对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来说已“不甚恰当”。
1925年1月26日，团三大顺利召开，会议作出了一项重要决定，便是将名称改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勇敢地以“共产主义”命名，就是对信仰的严肃确认。会议发布的《宣言》豪迈地说：“我们用不着隐讳我们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主张。共产主义是帝国主义、军阀以及一切反革命派最恐怖的名辞，我们正应当很勇敢地揭示我们共产主义者的真面目，让他们在我们的面前发抖。”
五
列宁曾说过，宗教信仰，那不过是精致的不结果实的花朵。而共产主义信仰作为“人间的真理”，既来源于现实，又指导现实，从而产生现实，它是一个客观的现实过程。
团一大召开后，在党的领导下，全国各地团组织参与了一系列风起云涌的工农革命运动，信仰的潮水激荡起大革命的浩浩洪流。由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殊国情，党团成立之初，革命工作多以学生为中心展开，成员构成也以学生居多，一段时间，党员之间互称“大学同学”，而把团员称为“中学同学”。但是，随着革命深入，过高的学生成员比例对团的行动目标和能力都造成制约。张太雷就说过：“青年团在从前的时候差不多可说完全是‘学生团’，”邓中夏则明确指出：“中国革命所以软弱和不能完成的重要原因，是为革命主力的工人、农民、兵士这三个群众尚未醒觉和组织起来。换句话说，就是我们青年只在文章上和电报上空嚷，并未到这三个群众中去做宣传和组织的工夫。”为此，从团二大开始，青年团就积极倡导“到民间去”，发动更多工农青年参与到革命运动中来。
伴随着轰轰烈烈的革命进程，信仰共产主义的队伍不断扩大。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胜利后，安源团员总数超过100人，成为最早建立地方团委的地区之一。湖南在一年内“扩充地方团至十一处之多，几乎无县无同志”。经过五卅运动，全国团员人数由1925年1月的2400多人发展到9月的9000多人。1927年5月团四大召开前夕，团员数量猛增到37600余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