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大帝明察秋毫，对官场上下庇护之习进行了严厉的训责！

有一句名言：“官官相护，积习最为恶劣”，可见他的眼力极深，看穿了古代官场的本质。
的确，官官相护，朋党相投，这一直是封建专制的社会官场的一大弊端，这一弊端能蒙弊统治者的视听，使其从而作出错误论断，危及统治基础的稳固。于是，乾隆皇帝在惩处党庇问题上采取了“一追到底，弄清真相”的才智。乾隆三十年（１７６５）十二月，两江总督高晋奏报，说苏州同知段成功纵容家人欺诈、扰累小民一事，经他审讯后，得知是段成功患疟疾时常常昏迷，未能检点其家人的行为，并非有意让他们恣意索取民财。乾隆皇帝看过奏本，马上有了疑问：段成功不过时患疟疾，也不至于因此而昏迷，使下属家人勒索民财吧。

而高晋这样奏报，一定是有意庇护段成功。乾隆大帝的确聪明，一眼就看出了其中的蹊跷，于是传旨对总督高晋严行申饬，提出正告，念他初任两江总督，宽恕其罪并让他和江苏巡抚明德及侍郎四达一起将此案审讯清楚。在审讯中，得知办理段成功累民案的苏州知府孔传珂、按察使朱奎杨都明明知道段成功是装病而昏迷逃脱罪责的，但是却仍对他免于追究责任。而高晋虽也知其中有隐衷，但他碍于协办大学士庄有恭的面子，才如上面那样报奏乾隆皇帝。高晋在受到乾隆皇帝申饬后，马上又奏明原委，说庄有恭在同年八月参段成功之罪时，就有段成功抱病被家人所欺蒙之说。

乾隆大帝得知此奏后不免暗暗惊奇，因为案中还审出段成功家人索贿的证据，上面多有段成功的亲笔字迹，这证明庄有恭在八月时参奏段成功时已知道段的所作所为，但他又为何为其包庇，说段成功“抱病被蒙”呢？在考虑到庄有恭的实际情况后，乾隆大帝终于明白了原委。原来在乾隆三十年八月，庄有恭虽仍留任江苏巡抚，但已接旨应召回京准备接受另封其职。所以，庄有恭有此举就是因为他离任在即，不愿与江苏官僚同事结怨，便故意留下余地，认为这样不但可以保住自己是察吏安民的好官，还可以博得段成功对他的好感，而不至于离任前还结怨于地方官。了解到这些情况，乾隆皇帝不禁勃然生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