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人：一代天骄成吉思汗(28)

很清楚，游牧民完全不懂得大城市所能发生的作用，也不知道如何利用它来巩固和扩大自己的政权。对于人类地理学研究者们来说，这里最有趣的情况是：当草原居民没有经历一个过渡阶段而幸运地占有了具有都市文明的古老国家时，他们感到困惑。他们到处烧杀，与其说是出于生性残忍，不如说是出于困惑。因为他们不知道更好的处置方式。可以看到，在蒙古首领中——或者至少是在忠实地遵守札撒的那些人中——掠夺是一种无私利的事。以失吉忽秃忽为例，他甚至拒绝接受分给他的一份很小的金朝的财物。

正是基于困惑所产生的这种行为使文明遭受了如此深重的灾难。成吉思汗的蒙古人，正像史料反映的那样，或者是作为独立的个体来考虑时，没有表现出是邪恶的人，他们服从札撒，这是一部荣誉和诚实的法典（除开邪恶部分外）。遗憾地是，把他们与在他们之前的古游牧民相比，特别是与10世纪的契丹人，甚至12世纪的女真人相比，他们明显地迟钝。女真人随着小规模的屠杀，至少很快就继承了前王朝，不再摧毁从此以后属于他们自己的财产。成吉思汗的蒙古人虽然可以肯定不会比他们的前辈更残酷（确实，由于服从札撒，他们具有更严格的纪律，由于成吉思汗的个性，他更冷静，更强烈地受到道德尺度的吸引），他们巨大的破坏性，仅仅是因为像在他们之前的匈奴、柔然、突厥和回鹘一样，他们更加野蛮，确实是构成了野蛮风尚的总集。
成吉思汗史中存在的自相矛盾在于一种对比：一方面是领导者的明智、深谋远虑和道义性，领导者将他自己的和他的人民的行为纳入具有健全常识的原则，牢固地建立起正义；另一方面是刚摆脱原始野蛮状的人民的残忍行为，仅仅是企图获得使投降的敌人产生恐惧的那些行为，降民对他们来说是一支其生命没有多少价值的民族，作为游牧民，他们完全不懂定居民族的生活，不懂城市环境、农业耕作，不懂除他们的草原故乡外的任何事情。现代史学家们基本上与拉施特、或者《元史》的编者们一样，当他们面对领导者的智慧（甚至是适度的）与返祖的和部落传统的残忍相结合的这一完美自然结合体时，他们非常惊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