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节，我们来谈谈“安乐死”(5)

科沃基恩所说的“伪善”是医学总是尽全力创造生命的奇迹，却极少尊重患者本人的感受。如今我们终于开始讨论，甚至接受安乐死了，却也陷入了另一重“伪善”：宣扬安乐死，却极少直接谈及背后的成本。
仔细分析瞿佳分享的调查数据，城市和农村对安乐死的态度存在一定差异，原因复杂多样，但经济因素一定是不可忽视的。
河南人孟桂枝从50岁开始就有了“安乐死”的想法，影响她这个想法的有两件事，一是少年时期母亲已经因脑血栓卧床了七八年，二是两年前去世的邻居大姐因为脑出血半身不遂，卧床十年。

“希望有一天我得急病走了，如果是卧床的病，千万别让我受罪，最好用点药，让我直接睡过去。”吴桂芝做过打麻醉的手术，她觉得那就是濒临死亡的感觉，一点痛苦都没有。
孟桂芝所在农村不算至贫，但也不算富裕，她见多了也听多了因为治不起拉回家等待死亡降临的故事，更清楚如果像母亲和邻居一样卧床，并没有办法享受到新闻里说的护理、康复、疗养等服务，那是财务更自由的人的选择。
有人因为经济原因被迫选择安乐死，吴老师的父亲是如此，孟桂芝也是如此，这是安乐死道德争议的一个问题。比这更现实的是，即使你可以选择安乐死，也未必能承担得起费用。
傅达仁选择的瑞士是唯一允许外国公民进行安乐死的国家，傅达仁的儿子在2019年2月透露，父亲赴瑞士安乐死，用尽了他的所有积蓄，总共花了300多万新台币，“对普通人来说，是完全没有办法负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