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怕只是一片荒草，也是我的老家

本文为王棘对杨争光的访谈节选
全文发于《青年作家》2020年第6期
要了解人
首先要审视自己
王棘：海明威曾说不幸的童年是作家的摇篮，您的童年以及少年时期的经历对您后来的文学创作有何影响？您的性格受父亲或母亲的影响大吗？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杨争光：我的童年并非不幸，而是贫乏。物质与精神的双重贫乏。上大学已经21 岁，对世界对事物的认知力可能比同村同年龄的好一些，但所得的也是别人的，而不是自己的。童年少年长身体和长精神都很重要，如果身体没有什么大麻烦，精神的成长对一生更为重要，尤其是滋养品。
上大学以至于到现在，除了吸收，要把童年少年时吃进去的有毒东西吐出来，就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比吸收难多了。这是几代人的不幸，当然也许别人不这么认为。
如果说有具体的不幸，是因为父亲的变故。他上过四年级，是国家公职人员，吃商品粮的。在我上高中的时候，我父亲成了劳改犯，我们家的经济和社会地位一落千丈。我妈带四个孩子，要吃要穿，要对付的是日子，而顾不到年月，卖掉了家里所有能卖的东西，最困难的时候写封信，八分钱的邮票钱，满村借不到。父亲当年的朋友几乎都不见人影了，亲戚也换了另眼，何况村人。在跌落之后，世态和人情会清晰很多。如果说童年少年时代对我写作有影响的话，应该是对人的观察。
我很自信我对农民的了解。我对黏稠到拉不开的村社文化有着深深的厌恶，它经常以人情和世故做面纱，温情甚至关心的背后和深处，都竖着尖刀。许多人很怀念中国的乡绅阶层，在我看来，这只是更坏之后对次坏的怀念，而我们需要的是脱胎换骨的人性。先不说别的，哪一个乡规民约没有对健康的人情与人性构成威胁和侵犯？这样的规约里是长不出人的现代性的。我读费孝通的《乡土中国》，很好的书，也没有改变我的看法和观点。
我的父亲死于47 岁，在我上大学三年级的时候。他对我很严厉，希望我拥有人应该有的所有美德，还要有足够的聪明。他曾拿着切菜刀追我，在街道上跑了几个来回，最后他踏进了我奶奶的门。有奶奶，他不敢打我，就改为让我学习毛主席语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