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变暖，一桩事先张扬的谋杀案？(2)

2007年，因 “在构建及传播人为气候变化知识上所付出的努力，以及在制定应对此类天气的措施方面奠定基础” [1]，IPCC和美国政治家阿尔·戈尔（Gore）共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戈尔在担任美国副总统时，积极推动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签署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减排文件《京都协议书》，而其制作并出演的气候纪录片《难以忽视的真相》，在不少国家引起巨大反响。[2]
与戈尔的单枪匹马不同，IPCC是一个有着四千多名共同作者、评审专家、组织人员的科学机构。
该机构的核心——全球范围内的顶尖科学家们，负责评审和评估海量的气候变化研究，形成一份关于气候变化的 “自然科学基础” “影响、适应和脆弱性” 以及 “减缓措施” 的庞大报告。
在奥斯陆，诺奖委员会说：IPCC让越来越多的人共同认识到人类活动和全球变暖之间的关联，“20世纪80年代，全球变暖似乎只是一个有趣的假设，而20世纪90年代，IPCC的一系列科学报告则提供了更为有力的证据支持” [3]。
这一年，距第一次IPCC报告发布，已过去整整18年 [4]，而霍顿等科学家们也已向人类社会呐喊、预警多年——气候变化会改变并威胁地球上绝大多数人的生活，加剧资源竞争，激化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的矛盾，造成更多的暴力冲突甚至战争。他们的依据，来自于科学共同体在气象观测、物理机制、模式模拟等方面所做的巨大努力。
追溯这一历史，时针可以拨回到19世纪早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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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变暖归因研究：
长达两百年的科学接力
1820年，通过计算和思想实验，法国数学家约瑟夫·傅里叶（Joseph Fourier）提出，太阳光能穿过地球大气，但红外辐射不能 [5-6]，这一工作被广泛认为最早提出 “温室效应” 的概念。今天来看，傅里叶的结论很粗糙，计算也存在诸多错漏，比如，他假设太空温度应大致相当于北极夜间温度（200开尔文），这使他大大高估了太空辐射对地球温度的影响。此外，尽管他曾试图计算，但傅里叶并没有得出在没有大气情况下的地球温度。
很大程度上，傅里叶对大气作用的理解依赖于某种直觉。在他看来，大气就像一种单面镜，可见光可以透过，但红外辐射无法射出。但是，对其研究成果的过分苛求并不恰当。在热力学的草创年代，傅里叶的科学探索难能可贵。更重要的是，他以一个物理学家的卓越眼光，将行星温度估计、大气辐射效应等关键问题带入了主流科学界的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