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编年史｜1990：上交所开锣(4)

很快，具体负责筹建的人找到了。那一年，尉文渊仅仅35岁。当时，很多人认为要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让交易所开业，是一次冒险，这对国家如此，对1990年6月29日才接手筹备组的尉文渊来说，更是如此。
尉文渊是上海人，15岁就去新疆当了兵，在连队和泥、打坯、养猪。5年后回到上海，被分配到曹杨电影院打杂，拿个小手电给观众引座等。后又调到普陀区委当一名小干部。高考时进上海财经大学财政专业读书，毕业论文写的是《论股份制》。
1986年，31岁的尉文渊担任国家审计署的处长。两年后夫人在上海要生孩子，尉文渊只好弃官回沪，在人民银行上海分行金管处当个正处级副处长。
从15岁出去当兵到34岁回家伺候夫人坐月子，尉文渊多半时间都在沪外，走南闯北、风吹雨打，这些经历培养出日后他出任上海证券交易所总经理时的“生猛”做派。
当时，筹建工作千头万绪，面临的问题成堆。第一，上海证券交易所采用会员制还是公司制？如果是会员制，当年上海可作为会员的证券公司只有三家——申银、万国和海通，必须解决地域限制问题。第二，交易所的经营品种主要还是想搞股票，但当时比较成型的股份制企业只有11家，能够上市的只有6家，是不是应该先以经营国债为主？第三，交易所的筹备经费如何解决？要不要市政府出资？第四，管理机构怎样设置？是否有必要设立专门机构，如管理委员会？这与市政府和中央有关部门应是什么关系？
当年上海的另一个“麻烦”是，每年都有两三亿元的资金外流，所以，上交所起步先是搞地方统一市场，还是开始就吸收外地会员公司，这事拿不定主意。当时在北京，高西庆等人建立的中国证券市场联合设计办公室（联办）坚持只有建立全国性证券交易所，通过梯级辐射网络，形成集中统一的交易体系，才能够解决局部地区资金外流问题。
1990年1月，在召开全国体改会议期间，上海体改办主任贺镐圣来到联办。贺镐圣说，市政府有关部门对建立交易所后会对资金外流产生什么影响看法不一，故仍未最后确定交易所起步时的性质。与联办合作筹建交易所的工作，当时看无外乎有三种可能：第一种，先搞上海市地方的统一交易所，基本不吸收外地会员公司，如果是这种做法，则欢迎联办作为顾问参与这项工作；第二种，开始就搞全国性的交易所，并吸收少量外地证券公司参加，在这种情况下，可能会吸收联办的一些设计力量，但基本是以上海市为主搭配班子；第三种可能是获得中央支持，允许放手搞正规化的证券交易所，并可以吸收一定数量的外地证券公司参加，在此情况下，就可考虑采取“上联筹”的形式，与联办通力合作，把交易所搞得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