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女的故事》跑偏渐成慢版《神奇女侠》(3)

人类远未摆脱两性不平等的渊薮，一切完全有可能卷土重来。
地狱是如何建造出来的
在小说《使女的故事》中，阿特伍德的才华体现在她对线性叙事的反叛，因此创造出一个异常丰富、驳杂、有无数解释可能的文本，勾画出基列国如何一步步将女性变成使女。
一方面，基列国确实遭遇了严重的生态危机，人类能否存续，已成疑问。另一方面，主教们主动贩卖焦虑，将生态危机解释为信仰危机，是人类集体丧失信仰后遭遇的天罚。这种解释没有任何实证，不过是演绎逻辑，却抚慰了人性中的愚昧——以为解释了世界便掌控了世界。
在生活中，处处可见这样的“解释家”。在他们眼中，一切都有答案，事事逻辑相通。只要不怀疑、不实验，他们就会像惰性气体一样，被批量制造出来。
所以，基列国不允许人们阅读、学习，时尚杂志成了违禁品，谁敢拥有，就可能被判重罪。基列国的主教们创造了一个全新的社会契约：你接受规章，就等于你接受了违反这些制度后的处罚。
处罚在基列国是如此普遍，甚至成了“家常便饭”——使女逃跑当然要遭鞭笞；性生活不检点可能被处死；顶撞一句管理者，或者眼神中流露出一丝不满，都可能招来酷刑。更可怕的是，使女也被体系定义为惩罚者——她们必须用石头打死罪犯。
基列国还发明了一套独特的文化，将强奸使女的恶行包装成神圣的受孕仪式，随着耻辱感、自尊、反抗意识、骄傲感等逐渐被磨去，使女们的自我就丧失了——她们不再反抗，将一切视为义务和责任，甚至主动配合。
应该说，剧版《使女的故事》在这一点上最契合原著，在似乎拖沓、重复的操作下，阿特伍德真正想说的是：这不是将来式，而是过去式。男性文化主导的几千年中，女性不是一直在承受着这样的命运吗？她们没有选择权，没有爱的自由，没有“我之为我”的基础，她们只能强颜欢笑，接受男性强加给她们的一切。
罪恶就在每个人的心中，不仅男人如此，也包括女人。
在小说《使女的故事》中，阿特伍德刻画出日常政治对人性的改造。不平等不只是法律条文上的安排，它其实早已融入到日常生活中，通过性骚扰、侮辱性词汇、歧视、刻板印象、物化女性等，它们才是真正的剥削工具。
杀了恶人，一切问题就解决了？
通过日常政治的介入，男性成功地让许多女性学会了“忏悔”，使她们陷入茫然和不知所措中，一边忍受剥夺，一边却渴望“稳定”。性别歧视得以公行，男性施压与女性自我说服是同步的，缺一不可，而后者也是男性文化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