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巴斯王朝的衰退，植根于脆弱的鼎革基础

其实阿巴斯衰微的过程不是从945年奠定的，而是从王朝一建立就注定了的，这当然不是因为琐罗亚斯德教徒孙巴德的诅咒而实现的，一个现实问题就是，他们是建立在人事逻辑而非物权逻辑的基础上，试图依靠军团的力量维持自己的权势，而军队是要吃饭的，吃饭要靠收税，收税要靠集权，归根结底，看的是地方的经济精英是否和你合作，看的是你是否有能力迫使他们一直缴税。如果把这个因素归结于军队的权势，这就成了一个闭环，解不了扣，军队自己就会去寻求中央财政保证不了的那部分联系，也就形成了依托一定的“基地”采邑维持军队的情况，这样军队效忠的对象实际上就从哈里发转移到了物权重心那里，也就是一定的地方实力派手里，张作霖是民国的例子。
到了10世纪30年代，甚至出现了哈里发京城的邻近城市阿瓦士和设拉子不交税的尴尬局面，而哈里发只能干愣着，“忍受无钱财来源的煎熬”。至于伊斯法罕，则长期归属不稳定，一会儿属于席亚里王朝的琐罗亚斯德教徒与萨珊复辟者的马尔道维奇，一会儿属于捕鱼出身的白益兄弟阿里的控制，而后又曾被马尔道维奇的兄弟伏羲姆基尔控制。我们很容易发现，这些叛乱或者割据的军阀，大多来自美索不达米亚以外的其他农业谷地/平原，如塔巴里斯坦、锡斯坦、尼沙布尔、梅尔夫、撒马尔罕所在的费尔干纳谷地等，都是如此，而在坦途之上的平原城市伊斯法罕、布哈拉、阿瓦士、设拉子、朗姆·霍尔木兹，大多数归属不定的，是得势的地方军阀的战利品，无固守者。
塔巴里斯坦等地，几乎也是阿巴斯乃至倭马亚王朝自建立伊始起就没有实际控制的地方，这里一直存在“异己”或“反抗”力量，呼罗珊虽然是阿巴斯组织起家的地方，但是当时他们起家的手段非常的丝滑，没有真正触动当地的既得利益，而是一种偷鸡摸狗、渔翁得利的结果。当时阿拉伯的南北部族对抗发生在纳斯尔·本·雅赛尔与南部也门人的首领朱戴·本·克尔曼尼之间，阿拉伯人集团之外，还有当地的波斯贵族迪杭们的反对，南北部族之间的矛盾，总的来说仍然属于统治阶层的内部矛盾，而哈瓦利吉派和什叶派在当地的活动则属于“异端”，因为哈瓦利吉派要求平等选举哈里发，而什叶派一定要女婿阿里家族出身的人做哈里发，他们自然是排斥其他普通阿拉伯贵族的。排斥一般的阿拉伯贵族，其实就等于把自己推到完全的对立面上去了，因为大多数阿拉伯贵族是不属于选举产生或者阿里家族“圣门”出身的条件的，这本身就是孤立自己的行为。
但是，这个事情发生的地点不是阿拉伯半岛，而是伊朗东部地区，这里有大量的旧统治者没有被纳入到统治体系中去，所以他们心怀不满，伺机推翻不接纳自己的阿拉伯人，可以说，真正决定阿巴斯成功取代倭马亚王朝的，不是什叶派组织本身，而是利用什叶派与阿拉伯当权派对抗的波斯勋贵们。波斯勋贵在阿巴斯朝建立后也获得了至高地位，阿布·穆斯林和阿布·撒拉马虽然先后被杀害，但他们都曾荣膺“王朝监护人”，亦即维齐尔。而且他们被杀也没有影响其他波斯精英被拔擢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