愁死异乡的“快乐王子”(2)

法国影评人西尔薇·诺埃尔认为，《快乐王子》“生动描绘出王尔德的生活晚景。艾弗雷特并非是追述王尔德这位杰出剧作家的第一人。他知道不少关于王尔德的影片都演到其落拓前戛然而止。可他不同凡响，反其道而行之，从诗人沉沦伊始，让影片笼罩在一片阴影里”。英国《卫报》评价艾弗雷特“准确而深刻地刻画出王尔德身上那种华丽的自我毁灭。这是对他勇气的伟大致敬”。
孤芳自赏的王尔德
2018年12月，艾弗雷特在接受《巴黎竞赛画报》采访时，谈到芬契1960年拍摄的《奥斯卡·王尔德诉讼案》和弗里1997年推出的《奥斯卡·王尔德》时坦率表示：“我一直对已有的关于王尔德的影片，尤其是芬契和弗里二位表现的审慎感到不适。他们要反映艺术家的生涯，将王尔德理想化，但此人一向以自我为中心，有其阴暗的一面。他一出了名，举止就张狂，自视为世上最有才华的作家，竟然能跟女王攀谈，赶时髦傲慢起来。影坛将他捧为一种象征，可我无意效仿维斯孔蒂，而要直面人生境遇。王尔德虽然有才华，但他出了名就神魂颠倒，忘乎所以。他流落到巴黎，方显示出其本来面貌。”
王尔德是个那喀索斯式的自恋人物，孤芳自赏，到巴黎后卷入高蹈派诗人戈蒂埃发动的“为艺术而艺术”思潮，四处演讲，赞美“绿茎上的白玫瑰”。他跟唯美派诗人马拉美唱双簧，挥笔为巴黎高雅时尚推波助澜，赢得名媛淑女的芳心。王尔德追捧高档时装王沃尔特首创的“时装表演”，配合沃氏的“蓝梦袍”，别出心裁地推出自己凸显女性身段的“飘忽丝裙”。王尔德强调时尚美感，扬言“一个头戴火炉管状帽，身着皮大衣的民族，永远也不可能建造起巴特农神庙”。
知人者智，艾弗雷特在他的影片里显示王尔德的性格特征。王尔德无自知之明，一生没能善始善终。他先因《夜莺与玫瑰》（1888）和小说《道林·格雷的画像》（1891），剧作《薇拉》（1880）、《温德密尔夫人的扇子》（1892）、《莎乐美》（1893）、《切勿儿戏》（1895）和《理想丈夫》（1895）名噪一时，受众人奉承。他跟其“同志”道格拉斯放浪形骸，招摇过市，遭到后者父亲声讨，其狂妄态度本应有所收敛，可他竟然同道格拉斯沆瀣一气，控告昆斯贝里侯爵诬蔑，结果引火烧身。维多利亚女王的法律维护贵族道德，王尔德因而从桂冠文坛跌落进耻辱的深谷。王尔德的妻子被迫将自己两个儿子改名换姓，匿影藏形。他的儿媳在当上伊丽莎白二世的美容师，尤其在英国女王1953年加冕时，也不得不使用自己年轻姑娘时的姓名，避免跟王尔德家族有任何牵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