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舅和他的《野狼disco》：悲伤就是悲伤，能咋地？(5)

后来他有了孩子。妻子产后身体不好，一家人回到妻子的故乡成都生活。董宝石开过网约车，卖过水龙头，成都的生活，也慢慢适应了。他甚至学会了成都话。《中国有嘻哈》大火的时候，董宝石在成都街头走着，看看自己的打扮：平头，工装上衣。心想，哪儿有说唱歌手的样子。那个夏天，满眼都是甩裆裤，棒球帽和大金链。
那一年的《中国有嘻哈》董宝石没参赛，决赛时作为观众评委投了票。第二年他又去了，没通过区域海选。
于是还是在成都待着。那几年，他天天写歌，就在自己家里写，每天写七个小时，上班一样，睁开眼睛就坐在电脑前。有时候一上午整出两句话就没了，就干坐着。晚上孩子睡了，再坐在那儿，整到四点多，听听新闻，睡觉。
除了写歌录歌，他没心思干别的事。
2019年，一切忽然改变。一直支持他做音乐的妻子有点懵，后来就非常苦恼。因为见不着他了。有时候他抽空回家待两个小时，马上又得走。妻子一个人带着孩子，挺累，觉得十分恍惚。
董宝石说自己现在干的事儿是“走穴”。“走穴特别准确，啥词都代替不了这个，贼精准。一天天就跟小丑似的”。他一周跑十几个地方，一天安排好几个事儿，疲于奔忙，几乎没有整块的创作的时间和空间。
有时候他会想，自己还算不算是说唱圈里的人？
现在董宝石的身上有各种标签，“我不在乎，怎么说都行，我自己都没法界定我自己。别人咋说，我就应着，只能应着。” 当然，心还是在的，他仍然愿意看、听、写，但之后面临的工作，他很清楚，也许跟说唱没关系。通过《中国新说唱》出圈的歌手不多，但出了头的不少。那些歌手现在有固定的听众，票房有保证，在音乐平台能拿到很大一部分钱，能继续做歌，也很知足。但董宝石跟他们完全是两个方向，“我这种状态，莫名其妙的，挺逗”。
董宝石给自己的定位是艺人。“老艺人”，他说。这其实本是他内心最恐惧的，但当下的情况是不得不。“说心里话，没那个骨气回去，后面有媳妇、有孩子，因为之前拮据太长时间了，对贫穷的恐惧使我不得不低头。”
他还算乐观，“在解决不了问题的时候，别给自己平添烦恼，去做在这个框架之下允许的一些事情。进入行业之后，我发现还能施展施展，最起码咱们第一个愿意做点内容，第二个还算稍微有点文化，比瞎整不强多了吗？”
说这话的时候，董宝石正在赶往录音室的路上。一首广告歌曲等着他录制。北京的冬天，天黑得早。路边的积雪是肮脏的灰白色，空气很冷，吸到鼻腔里会短暂地绞痛一下。然而这与东北的冬天还是没法比。东北的寒冷是压倒性，绝症式的，让你怀疑春天是否还能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