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耶克｜谁跟谁(6)

虽然这两种理想听起来很相似，但就我们的问题而言，它们却是极端不相同的。如果说绝对的平等可以清晰地确定计划者的任务，那么要求较大的平等却只是消极的，不过是对现状不满的一种表示而已；只要我们不准备承认，走向实现完全平等的每一步骤都是可取的，那么它对计划者必须解决的任何问题几乎没有提供什么答案。
这不是字面上的一种诡辩。在这里，我们面临着一个重大的争论之点，它容易被人们所用的类似词句所掩盖。对于完全平等的同意，可以解答计划者必须解答的一切优效（merit）问题， 而达到较大平等的公式实际上却不能答复任何问题。它的内容不比“共同善”，或者“社会福利”这些用语有更明确的意义。它并未使我们能够不必在每一特定的场合里，在特定个人或者集团的优效度之间作出抉择，并且，它无助于我们作出这种决定。它 告诉我们的一切，实际上就是要尽量向富有的人们索取一切。但一到分配这种掠夺品的时候，问题依然如故，就好像“较大的平等”这个准则从未被人想起过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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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人感到难以承认的是，我们不拥有能使我们解决这些问题的道德标准——如果不是完美无缺的，它至少也要比竞争制度提供的解决方式更能令人满意。对于“公道的价格”，或者“公平的工资”是什么，我们不是都有一些概念吗？我们不能依靠人民强烈的公平感吗？即使我们此刻对某一种特定的情况下什么是公道，或什么是公平的看法未必完全一致，但如果人民能够得到机会实现他们理想的话，大众的意见不会很快就集中起 来，成为更加明确的标准吗？
不幸的是，这种希望没有多少根据。我们所有的标准是从我们所了解的竞争制度中得来的，并且在竞争消失之后，这些标准也必然迅速消失。我们所指的公道的价格或公平的工资，就是依照惯例的价格和工资，就是已往的经验使人们期望得到的报酬，或者，就是在没有垄断剥削的条件下将会存在的价格和工资。在这方面，唯一重要的例外，就是工人们习惯于要求取得“他们劳动的全部生产物”，这是社会主义学说最乐于追究的一点。
但今天却很少有社会主义者还相信，在一个社会主义社会里，每项产业的产品都让由该项产业的工人来全部分享；因为这就意味着运用大量资本的产业中的工人比运用少量资本的产业中的工人所得到的收入要多得多，大多数社会主义者将认为这是很不公平的。现在比较一致的意见都认为这种要求是因为对事实作了错误的解释而产生的。然而，一旦个别工人对“他的”全部产品的要求遭到拒绝，并且从资本得来的全部利润必须分给全体工人时，怎样分配它的问题就会引起同样根本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