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耶克|谁跟谁(7)
2023-05-02 来源:飞速影视
究竟何为某种商品的“公道”价格和某种服务的“公平”报酬,如果需要的数量真的可以孤立地确定的话,那么可以想象它们可能用客观的标准来加以确定。如果真的可以不必顾及成本而确定它们,计划者倒是可以设法弄清为了产生这么多的供给量所必需的价格或工资是多少。但计划者还必须决定每种货物应生产多少,并且在做出这种决定的同时,也把什么价格是公道的,或什么是应支付的公平工资确定下来。如果计划者决定需要为数较少的建筑师或表匠,而这种需要又可由那些所得报酬虽然较低,但仍愿意留在这个行业里的人们来满足的话,那么,所谓“公平的”工资就比较低些。在决定各种不同目标相对重要性的同时,计划者也就决定了不同集团或个人的相对重要性。由于他不应该把人民作为一种工具来看待,因此他必须考虑到这些影响,并且有意识地让不同目标的重要性同其决定的种种影响保持平衡。
但这就意味着他必须对各种人们的情况加以直接控制。
这种解释适用于各种行业的相对地位,也同样适用于个人的相对地位。一般说来,我们很容易把某一种行业或职业内部的收入想象为多少是一致的。然而,在最有成就的和最无成就的医生或建筑师,作家或电影演员,拳术家或赛马骑手之间的收入差别,以及在较大成功或较少成功的钳工或蔬菜种植者,杂货商人或成衣匠之间的收入差别,是同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收入差别一样大的。虽然无疑有人企图用分门别类的方法把收入加以标准化,但差别对待不同个人之必要性仍然存在,无论这是用规定他们个人的收入,还是把他们编列在某一类别内的办法来实施的。关于自由社会里的人们服从这种控制的可能——或者关于如果他们服从了的话,他们是否仍能保持自由——我们已经用不着多说。就这整个问题而论,穆勒在将近一百年前所写的一段文字,在今天看来,也同样适用。他写道:
可以默认一种像平等规则那样的固定规则,并且,也可以默认机遇或外在需要;但由屈指可数的几个人来对每一个人加以平衡,给予这个人的多些,那个人的少些,都全凭他们自己的爱憎与判断,这种事是不能容忍的,除非他们被人信以为是超人一等,并以超自然的恐怖为后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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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社会主义仅仅是一个人数有限的志同道合的团体的一种抱负,这些困难就不一定会引起公开的冲突。只有在社会主义政策得到组成人民多数的许多不同集团的支持,并被试图实际推行的时候,这些困难才会表面化。那时候,在各种成套的理想中,究竟应将哪套强加给所有人,以便把国家的全部资源都用来为它服务,就马上成为一个迫切的问题。由于成功的计划要求对基本价值产生共同的看法,因而对我们物质上的自由的限制就直接地影响到我们精神上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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