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致命武器到救命解药，有毒动物如何成为生化大师？(2)

毫无疑问，有毒动物与人类的关系悠久而深远，精彩纷呈。在我们的生活中，它们无处不在：对某些有毒动物的恐惧深植于人类的本能之中，哪怕刚刚诞生的婴儿也不能幸免；它们恐怖的形象鲜活地存在于各个部族和文明的神话传说里；从有文字记录的历史以来，它们早已被人类织入了文化的经纬之中。从某种程度上说，本书是我奉献给这些古老神祇的祭礼，是为它们恐怖的力量和不可思议的科学潜力谱写的一曲颂歌。
从记事起我就迷上了有毒生物。小时候我住在夏威夷的凯卢阿，离家不远的海滩上经常会出现一堆蓝色的泡泡，那是被海浪冲上岸的僧帽水母（Portugueseman-of-war）。它们看起来那么漂亮，那么脆弱，我情不自禁地用手边任何能找到的东西去戳它们半透明的蓝色身体。僧帽水母的螫刺给我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但我的热情并未因此而减退，哪怕螫刺带来的疼痛让我明白了它们的危险。随着时间的流逝，我变得越发执着。后来我家搬到了佛蒙特州，看到我从后院捉来的蛇，我妈差点儿晕过去。上大学的第一年，我迷上了大家为无脊椎动物学实验室抓回来的仙后水母（upside-down jellyfish）。整整四个小时，我一直不知疲惫地轻轻拍打水母，看着它在玻璃缸里载沉载浮。我无法抑制触摸它的欲望，哪怕水母温和的毒素让我的手指开始变得有些僵硬，最后彻底麻木。
直到今天，路过水族馆触摸池的时候，我也总是忍不住要伸手去摸海葵（anemone）的触手，感觉它用鱼叉般的棘刺徒劳地攻击我的手指，却无法刺穿皮肤上厚厚的角质层。我可以花好几个小时轻抚魟鱼（stingray）光滑的双翼，我甚至决定将有毒的蓑鲉（lionfish）作为博士论文的主题—我的导师觉得这很好玩。“我们刚刚做完研究热带海鳗（morayeel）的项目，”他的眼睛里闪烁着淘气的光芒，“只有三个人被咬。你的项目又会怎么样呢？我简直迫不及待。”
回望过去，我很高兴自己选择了毒素作为研究主题，这个领域里的同行是这个世界上心态最开放、最可爱、最有激情的人（不过这里面或许有我的一点儿偏见）。根据我的经验，研究毒素的科学家可以分为两种。第一种我们不妨称之为“实验室小鼠”，他们感兴趣的不是有毒动物本身，而是那些有毒分泌物的复杂分子。格伦·金（Glenn King）是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的化学及结构生物学教授，他领导的科研项目正在努力寻找能入药的动物毒素；作为一位训练有素的核磁共振（NMR）结构生物学家，他之所以会进入这个领域，完全是因为一位同事请他帮忙确定一种毒素的结构。现在，他在毒素生物勘探的前线奋战，努力将有害的毒素转化为治病救人的化合物。肯·温克尔（ Ken Winkel ）曾是墨尔本大学澳洲毒素研究中心 Australian Venom Research Unit ）的负责人，他坦率地承认，自己不是什么“蛇类爱好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