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琴：一篇小说，一群人，一个村(3)

正是这次寻根之旅，让刘醒龙和故土在精神上有了更深的连接。此后，刘醒龙每年清明节都来张家寨村祭祖扫墓。
61岁的刘爱国是新组建的凤凰琴村的党总支书记，也是之前张家寨村的老支书。“新村名经过了村民投票，村里直接参与投票的有200多户。”刘爱国说。
记者近日来到这处新村落所在地，刻有“凤凰琴村”鲜红色字样的门牌已经挂在了新的村委门口，门牌上还扎上了鲜红的绸布制成的大红花，一派喜气洋洋。
刘爱国给刘醒龙打来电话、发来照片，告诉他新的“凤凰琴村”挂牌了。电话那头的刘醒龙有些惊讶，又有许多不可名状的感动。
“随着乡村的进步发展，不再是用简单的村、寨这类最原始的文化符号来给一地留下标记，而是用某一种文化热点，或是有更广泛意义的文化符号作为家乡的标志，说明村民在文化品位方面有了更高的追求，我为这样的乡村深感欣慰。”刘醒龙说。
人手一册《凤凰琴》
“你怎么了解我的情况？”那几位乡村教师紧握刘醒龙的手问道，都认为作品所写的民办教师就是他们自己
为什么想到以一部文学作品来命名？
当地村干部告诉记者，第一个提出这个想法的是范秋轩，上巴河镇政府二级主任科员。
尽管是20世纪90年代初的事情，范秋轩对当时乡村教师人手一册《凤凰琴》的画面仍记忆犹新。“我当时去一些村里的学校，怎么走到每一所学校，都能看见老师的抽屉里有一本《凤凰琴》。我翻开看这是本什么书，读来出人意料地感动。”
2020年底讨论合村并组后更名的问题，范秋轩率先提议改为“凤凰琴村”。“这部作品有影响力，我把‘凤凰琴村’的来历讲给村民听，他们也很赞同，希望借助文化知名度，把家乡建设得更好。”范秋轩说。
刘醒龙的中篇小说《凤凰琴》1992年首发在《青年文学》。小说讲述了坐落在大别山天堂寨脚下的界岭小学发生的故事。界岭小学只有5个人：余校长、副校长邓育梅、教导主任孙四海、余校长的爱人明爱芬，再加上新到这所学校的青年教师张英才。这5个人全是民办教师。即便学校运转艰难，民办教师待遇极低，生活过得异常艰苦，但他们仍然坚守在为农村“扫盲”、为学龄孩子启蒙的一线岗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