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黑一雄诺贝尔获奖演讲：我的二十世纪之夜，以及其他小突破(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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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10月，我应德国诗人克里斯托夫·霍伊布纳代表国际奥斯维辛委员会之邀，参观了这座前集中营，并在这里度过了数日。我的居所安排在了奥斯维辛青年会议中心，就在第一座奥斯维辛集中营与两英里外的比克瑙死亡集中营之间的公路上。有人引领我遍访了这几处旧址，我在那里与三名幸存者进行了非正式的会面。我感觉自己接近了——至少是在地理位置上——那股黑暗力量的核心，而我这一代人正是在它的阴影之下成长的。在比克瑙，那是一个阴湿的午后，我站在毒气室的残砖碎瓦前——如今它奇异地被人遗忘了，荒废了——从德国人当年将它炸毁，赶在红军到来前逃之夭夭的那天起，这里几乎就再没有被人动过。如今它只是一堆湿漉漉的、破碎的水泥板，暴露在波兰严酷的气候中，一年更比一年残破。这处遗址应该被保护起来吗？应该在它的头顶上建起一个有机玻璃穹顶，把它保留下来，让我们的子孙后代得以亲眼目睹这里吗？
还是说，我们就应该让它慢慢地、自然地朽烂瓦解，化作尘土？在我看来，这个沉重的问题象征着一个更大的两难抉择。这样的记忆应该如何保存？玻璃穹顶会将这些邪恶与苦难的遗迹化作波澜不惊的博物馆展品吗？我们应该选择哪些记忆？何时反倒不如忘却，轻装前行？
那年我44岁。在此之前，我一直将二战以及那场战争的恐怖与荣耀看作是我父母那一代人的。但此时此刻，我忽然意识到，要不了多久，许多亲眼见证了这些重大事件的人就将离开人世了。然后呢？记忆的重担就会落在我这一代人身上吗？我们没有经历过战争岁月，但抚养我们长大的父母们——他们的人生都被这场战争打上了不可磨灭的印记。而我——如今是一个向大众讲述故事的人——我是否肩负着一项迄今为止我都尚未意识到的责任呢？这责任是否就是向我们的后代尽己所能地传递我们父母辈的记忆与教训？
此后不久，我在东京的一群听众面前做了一次演讲，一位听众向我提问——这问题我经常碰到——接下来我打算写什么。接着，提问者更加明确地指出，我的作品经常写那些经历过社会与政治巨变的个体，当这些人物回顾人生时，总是挣扎着试图接纳自己那些阴暗的、耻辱的记忆。她问道，我未来的作品会继续涉猎这一领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