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怀第一胎时路遇学生打群架，眼见有人肠肚流出，受惊流产(2)

第二年正逢“严打”，体育场召开公判大会，公审男女流氓，五辆大卡车在体育场一字排开，一辆车上一个死刑犯，五花大绑，亡命牌上写着各自的罪名和姓名。各家单位都要派人去看，索兰父亲也在其中，他一边听着高音喇叭里传出的话语，一边根据车号和司机，认出那些卡车的各自归属，这是煤炭公司的，那是自来水公司的，连人带车一起，被临时调用。女流氓站在五金公司的卡车上，五花大绑，和男流氓一样被判了死刑。宣判完毕，卡车缓缓驶出体育场，前往刑场，女流氓竟向着人群点头微笑，左边笑过了，又转头向右边笑一笑，场上一片哗然。“他们这种人都爱面子，死也要撑着点的，其实早都尿了裤子了，不然扎裤管子做什么。”人群中有人小声说。
听过宣判词，又去附近公安局门口看法院布告，女流氓的罪行不只是在地下舞厅跳舞淫乱，还毒杀了丈夫。索兰父亲稍感安慰，自忖女儿不至于毒杀任何人。然而隔了几个月，又有女流氓被判了枪毙，卡车驶出体育场时，照旧点头微笑，也是左笑一笑，右笑一笑。
索兰父母送索兰上了纪律最严格的寄宿学校，却没能把索兰与舞厅隔离开来，好在社会很快变了，似乎在迎合这不安分的少女。舞厅开到面上了，然后是录像厅、台球厅、游戏厅。一九八六年，电视台播出两则广告，开在城中最高楼顶楼的空中舞厅，舞小姐陪舞；市中心的百花娱乐中心，有咖啡厅和泳池，泳装小姐陪泳。索兰终于远离了被枪毙的危险。经常出入大三元、卡吉拉、飞燕舞厅的人，即便不知道她的名字，也熟悉了她的样子：跳第一支舞就脸色潮红，跳两支舞也还是一样脸色潮红，不会更红，但那潮红也不会消退。
索兰父亲越发觉得不安，心里某处，被一只黑色的兽踩了一脚。索兰十七岁时，这只兽不再是脚印，终于露出半身。
学校打来电话时，索兰已经离校三日，校方本以为她逃课回家，同宿舍女生也设法加深这种猜测，一天两天三天，同宿舍女生终于挨不住压力，期期艾艾告诉老师，她或许被人带去了别的城市。“什么人？”“社会上的。”“怎么认识的？”“不知道。”
一九八七年，两桩拐卖案曾经轰动全国，第一次，女大学生，第二次，女研究生。索兰父亲首先考虑拐卖，报案，登寻人启事，警察也来家中搜寻过，随后有同事告诉他们，类似这种失踪案，通常需要家属更积极主动。索兰的父亲母亲租下一辆面包车，雇用一位临时司机，驱车走访全部亲朋好友，并向舞厅常客打听线索，附近县市有来历不明的少女出现，他们就驱车前去认领，但并无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