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余年》这样的“爽文”，是如何让人深陷其中的(9)

正像学者董丽敏所分析的（参见《角色分裂、代际经验与虚拟现实主义——从网络玄幻小说《庆余年》看当代中国青年文化症候》），主角范闲看似四方游历，并不是因为“庆国人”的身份在进行开疆拓土，而是为了自我保全经营以“自我”为中心的各方势力。他在四方游历之中、“父母—自己”代际间、“敌—我”的划分缝隙中，都能处理得游刃有余、得心应手，恰巧说明他本质上拒绝承认任何系统性建构理念，但他作为一个现代人，也承认了由自我出发、亲疏有别的差序格局；作为在等级森严的社会成长了16年的人，从寻找“神庙”情节开始就在为“君权神授”祛魅，但又不预设原初状态或构建什么契约论。

▲《庆余年》剧照。
“空间”原本是存在，或者“活着”“生活选择”的那个“保护”。空间最基本的意义是“居穴”，提供遮身庇体的地方。更进一层，它还是庇护精神的地方。居住者与该空间应该是保持为“互相承认”的关联。居住者一俟承认该空间暗示的那个生活选择，该空间就应该让居住者享受被其“庇佑”的馈赠。但《庆余年》展现的全景式空间看似精彩纷呈、惊喜不断，实则“空空如也”，有对价值观模糊的试探，没有踏实的馈赠。
或许，就应该把它当做一个梦中之境，而它的功能就像邵燕君所言“做梦是为了更好地忍受”。阿玛蒂亚·森分析一个人的“可行能力”（capability）是此人有可能实现的、各种可能的功能性活动组合，真正的贫困不是没钱的那种贫困，而是可行能力的被剥夺。不仅现实生活摧枯拉朽之力让人频繁自嘲“穷”，当下的虚构也让人清醒知道这是发泄欲望的临时旅馆，一时慰藉，到点了还得继续忍耐。大众并不会买下这间房、选择这个空间就此“诗意地栖居”，而是期待下一次网红地点的出现，瞅准时机打卡入住。
文/村之筑 编辑 榕小崧 校对 薛京宁
值班编辑 吾彦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