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搜神记》不完全是一部“志怪”小说，而是一部“记新闻”式文体(2)

读完“左慈使神通”，想干宝写《搜神记》之初衷，并非要留给后人一部怪诞离奇的童话。笔者认为这“怪诞”二字，是后人“强加”给他的。干宝在“进搜神记表”中写得很清楚：“臣前聊欲撰古今怪异非常之事，会聚散逸，使同一贯,博访知之者，片纸残行，事事各异。”这“博访知之者”五字道出了作者搜集材料的艰辛，也说清了其资料来源，可见他笔下的故事皆言之有据。
沈士龙在《搜神记引》中也说：“若令升(干宝字令升一作者注)所载，皆出前史及诸杂记，故晋、宋《五行志》往往采之。胡震亨也指出：“刘昭《补汉志》、沈约《宋志》与《晋志·五行志》皆取录于此，盖以其尝为史官,即怪亦可证信耳。在沈、胡二公看来，《搜神记》资料来源为前史及诸杂记，虽然“怪”，还是可信的。
说的最明白的还是鲁迅先生。他在《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一文中指出：“六朝人之志怪,却大抵一如今日之记新闻，在当时并非有意做小说”。
在这位小说泰斗眼里，六朝人是如同“记新闻”一样去“志怪”的。真实是新闻的生命，六朝人所“志”虽“怪”,却是把真实性放在第一位的。唯其真实才有价值，才留给后世一笔可贵的资料。只不过因其“怪”，不易被人们接受，不用说历史上的科学水准，便是今天，这些现象仍不是科学能解释了的。因之，千百年以来，人们只把它当作“奇”书，却很少有人能解开这奇中之谜。
干宝字令升，新蔡(今河南)人。东晋元帝时，以佐著作郎领修国史，著《晋纪》十卷，因有感于生死之事，“遂撰集古今神灵异人物变化，名为《搜神记》，凡三十卷”。这部书,称道灵异，附会人事，所记怪诞之说。后世人认为虚妄不可信，把它看作《山海经》一样的奇书，这实在有负干宝的一片苦心。

干宝领修国史，一定搜集到不少可贵资料，编著《晋纪》之余，便将不能入纪的资料-“古今神祇灵异人物变化”集成一书，根据其内容，命名为《搜神记》。其所记之人事，皆言之有据。即以本文所引之“左慈使神通”一事，与《后汉书·方术列传》中所记完全一样。一部《搜神记》，能在正史中找到依据者，比比皆是：如“钩弋夫人之死”,事见《汉书·外戚传》，“严卿禳灾”则与《晋书》所记相同；“华佗治疮”、“医喉”之事，《后汉书》和《三国志》都有记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