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慕陶的风雨人生(15)

紧接着，张慕陶和许权中通过原一七七师赵和民的关系，收编了驻在太原附近的孙蔚如三十八军的一个炮兵营约一千人，加上在太原招集的七十多人，形成一支一千多人的抗日武装力量。随后，张慕陶与许权中、王化成等计划率领抗日自卫军第一纵队，离开太原开赴晋南长治一带，准备抗日，但在部队离开太原时，原收编的孙蔚如三十八军炮兵营的近千人不愿离去他往。故张慕陶和许权中、王化成等仅带领七十多人到长治，又由于人少力量单薄，天气愈来愈冷，而阎锡山放弃太原逃到临汾，接济中断，给养困难。张慕陶曾派人与八路军一二九师联系，以期望能随同八路军一起抗日，也未能如愿。在此情况下，许权中离开长治回到西安，张慕陶也无可奈何，将这支抗日武装交由王化成处理善后，自己只身去冀南高树勋部再谋抗日新途。
张慕陶与高树勋早于1926年在西安相识，而且后来张慕陶将其幼子过继给高树勋，关系情同手足。因此，张慕陶到高树勋部，受到热情款待和帮助。他雄心勃勃，又一次独竖一帜，成立了“河北民军第二路军”并自任总司令，化名张渊明，在当地四处奔走活动，以期得到众人的响应。但参加者寥寥无几，未成大事。就在这个时候中共冀南地委欲通过高树勋搞一批钱和枪，得知抗日同盟军时期的活跃分子张慕陶在高部做客的消息。党组织经过研究，认为员刘汉生在抗日同盟军时期与张慕陶识熟，可派刘去与张商谈，让张慕陶做高树勋的工作，以解决地方抗日武装的需求。刘汉生按照冀南地委的指示，前往高树勋部见到张慕陶，张慕陶问明刘汉生的来意后，很快地做通了高树勋的工作，及时地为党提供了一笔资金和一批枪支武器，支援了我党领导的敌后抗战。
十三、在临汾以“托派汉奸”莫须有罪名遭暴打捕押
张慕陶被诬称为“托派汉奸”，是1936年5月10日《救国时报》第28期在揭露阎锡山的反共活动时，第一次公开称张慕陶是“山西托陈派的领袖”，“阎锡山反共的智囊团”。同时说“张慕陶即向国民党告密致使吉鸿昌烈士被捕被害”。同年秋，《救国时报》报道苏联公审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叛国案时，在揭露托洛茨基主张联日的同时，指责中国的托陈派成了为日寇服务的汉奸。10月5日和13日《救国时报》的社论和消息中，在称张慕陶是托陈派的同时，又加上了一顶“日寇奸细”的帽子。1937年11月29日，王明、康生带着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信任与嘱托从莫斯科回到延安，立即在国内掀起了一个“铲除托匪汉奸”的运动。12月4日，王明在《解放》周刊第26期上发表的《日寇侵略的新阶段与中国人民斗争的新时期》一文中，出现了“西安事变时，日寇奸细——托洛茨基匪徒分子张慕陶等，极力挑拨南京与西安之间的内战”的提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