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慕陶的风雨人生(16)

紧接着康生也在《解放》周刊上发表《铲除日寇暗探民族公敌的托洛茨基匪徒》的长篇文章，诬称张慕陶是“托洛茨基匪徒”“日寇侦探”“出卖祖国的汉奸”，同时还列举了张慕陶充当托派汉奸的所谓罪状若干条，使其成为众所周知的托派汉奸。
1938年1月张慕陶由高树勋派卫士护送，从冀南到山西临汾后，面见了阎锡山的秘书梁化之，叙述了他离开太原以后的情况，并得知阎在临汾办了一个“民族革命大学”，尤感高兴。梁化之随即请张慕陶去民族革命大学讲演，张慕陶欣然应允。同年2月4日，张慕陶刚跨进民大校门，就被学生认出来，霎时，“打倒托派汉奸张慕陶”“枪毙汉奸张慕陶”等口号响彻整个校园。紧接着，民大学生在政治系副主任、中共党员陈唯实等领导下，蜂拥而上，把张慕陶团团包围。张慕陶深感震惊，遂在卫士的掩护下回到住宅。然而，广大的学生群众却穷追不舍，又把张慕陶的住宅围了个水泄不通。最后，将张慕陶夫妇及卫士共九人逮捕，准备押往民大关押。张慕陶被押解路过大街时，曾有许多围观的群众提出“你为何当汉奸”等质问，张慕陶以“我不是汉奸，我是抗日的”等语作回答。学生群众仍然对其十分痛恨，一阵脚踢拳打，张慕陶被打得鼻青脸肿，后被带到民大关押了起来。
张慕陶被捕押后，在中共地下组织的策动下，发出《临汾各界为汉奸张慕陶案告全国同胞书》。同时，民大立即派学生代表面见阎锡山，要求阎就地处决张慕陶。阎锡山为了平息广大学生群众对张慕陶的愤怒情绪，一方面答应学生群众的意见；一方面以提交法院审判为名，把张慕陶等九人引渡到临汾高等法院。后又交临汾县府管押，暂时将广大学生群众的激愤情绪稳定了下来。1938年2月16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中共关于扩大铲除托匪汉奸运动的决定》，指出“2月4日，托匪张慕陶恶贯满盈，在山西临汾为5 000余民众所逮捕殴打，现尚在押”。决定还号召各地党组织充分利用临汾事件，“在口头上、文字上、各种会议上、报纸上，广泛宣传托匪张慕陶的卖国罪状”，扩大各地铲除托匪汉奸的运动。康生还在延安举行的反托匪大会上发表讲话，把张慕陶作为托派汉奸的典型事例加以批判和介绍。
同年2月下旬，日本帝国主义攻占太原后，继续向西南推进。当时，临汾形势也日趋危急，阎锡山便灵机一动，派人把张慕陶押送到西安，关进了西安第一监狱，使张慕陶免去一死。
1938年5月31日，张慕陶在西安关押期间发表《公开质问中共中央委员会》的信，就他所坚持的反日联合阵线的主张表明意见，同时批评了斯大林苏维埃化中国的口号。进而也为临汾事件中共地下党组织发动学生诬称自己为“托派汉奸”鸣冤叫屈和申辩。他曾写过一本《临汾事件的真相》的小册子，攻击在临汾要置他于死地，发泄了他对极为不满的情绪。他还扬言要建立第五国际，把抗日反蒋斗争进行到底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