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谣音乐史：民谣从何时起变成了流行歌曲？(3)

2000年至2010年的十年间，是中国社会剧变的十年，城市化进程、社会阶层分化带来的动荡与失落，反映在此阶段的新民谣上，是对现实的批判与呐喊。2000年以后，一批歌者开始了回归乡土传统的思路，在传统民歌中挖掘城市人能欣赏的素材，将民族传统民歌和曲艺元素运用现代音乐的手段重新编曲和演绎，形成了有时代感的、超越了旧风格的音乐，被媒体称之为“新民谣”。来自兰州的野孩子乐队，把西北民间音乐和民谣摇滚融为一炉，成为中国当代民谣音乐的先驱；苏阳的音乐融合了大量宁夏的土“花儿”；立足于北京的 IZ 和杭盖乐队,都大幅度地将山地和游牧音乐元素放入了他们的音乐里。
“新民谣”以强烈的人文精神为特质，带有明显的知识分子倾向和深沉的思想性。这一特点在周云蓬的作品中体现最为深刻，不论是《中国孩子》中“不要做中国的孩子”的愤懑呐喊，还是《失业者》中“一旦有一天看到了蓝天，我们就成了无助的失业者”的深刻同情，还是《沉默入迷的呼吸》中一长串的人名诵念，都体现了知识分子对当代社会现实的介入，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周云蓬专辑《中国孩子》
从本质上来说，“新民谣”来源于民间市井，其中有鲜明的个人生活和个人印记，以及独立的思想记忆。以小河与美好药店以及万晓利等人为代表的实验民谣，是一种开放的先锋的姿态所创作出的现代民谣，他们的作品保留着强烈的人文精神，是“对真切现实有回应有呐喊的音乐”。
我们活在租来的房子里，我们活在公共汽车里，我们活在蒙着灰尘的书里，我们活在电视的荧光屏里。我们活在电话的号码里，我们活在商店的橱窗里，我们活在制造幸福的车间里，我们活在蜗牛的储蓄盒里。一旦有一天看到了蓝天，我们就成了无助的失业者，一旦有一天嗅到了春天，我们就成了陌生的局外人。我们不属于工人阶级，我们也不是农民兄弟,我们不是公务员老师知识分子，我们不是老板职员中产阶级。——周云蓬《失业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