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艺术家眼中的城市科学、GIS与地图(19)

其次，边境控制不仅仅是由政府来实施的。例如，可能会与医疗专业人士（用于x光和DNA实验室，以确定家庭关系）和私营企业（如史基浦集团Schiphol Group，在虹膜扫描Privium项目上进行合作）合作。这一领域的一些政策发展也得到了私营企业的支持和推动。“国土安全市场”近年来有了相当大的增长。边境控制不仅掌握在公众手中，也掌握在专业人士和私人手中。
第三，边境管制日益以人体为目标。迁移者的外部特征不仅在数据文件中以描述（身高、眼睛颜色）的形式呈现；人体的指纹等真实印记越来越多地进入官僚系统，使人体“机器可读”。主体被解释和格式化，就像它是一个信息存储设备，只需要扫描就可以注册。身体成为“未来的万能身份证”，实际上，身体的功能越来越像测谎仪，可以指责和谴责人，但也可以无罪释放。
因此，边境控制和流动管理已成为大规模监视制度的一部分。他们不仅包括各种各样的移民，还包括公民和所谓的“可信的旅行者”。政策旨在将人员、货物、资金和信息的自由流动与保护边境和防止非法活动的安全措施结合起来。人们的注意力逐渐从“代表”转向“干预”，因为现在不同种类的技术都在关注分析、风险分析和先发制人的打击。最近的一个例子是“情报驱动”方法Eurosur(欧洲边境监视系统)，该系统于2013年12月2日开始运行，协调了从船舶、直升机、雷达到生物识别和数据库等各种技术。
利用生物识别技术结合虹膜扫描、GIS技术、雷达图像、红外和卫星技术以及统计风险计算的数据库的互操作性，创建了一个监视网络来存储和交换从移民和旅行者提取的各种数据。大数据分析最近的发展也越来越多地进入公共政策制定。因此，国家对现实的感知在技术上和统计上变得更加“数据化”。
这种数字化和数据化对监管机构的行为方式并非没有影响。反监视可分为警惕、谴责和评估。它通常以去中心化和中介化的方式进行，比如通过媒体报道、互联网论坛、社交媒体和充当国家和公民公共领域中间角色的非政府组织。因此，监视和反监视并不包括公民和国家之间的集中的公共对抗，而是一个由技术格式和分散的地方组成的分布式网络，这种关系在其中重新上演。这种再现导致了一个代表轨迹的过程，将移民、数据、计算机、指纹、身体和公务员联系在一起。在这些轨迹中，不仅需要跨越边界，还需要跨越政治、法律、经济和道德制度等不同“世界”之间的边界。因此，当“边境监视”成为一个公共事务时，它不仅与不同的实践和各种形式的知识和信息有关，而且与不同的价值观和世界观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