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仨》：一本温暖的书

“我和杨绛先生的往来，大都是为工作。第一次去钱家早在 1981 年，是当时的三联书店总编辑范用带我去的，那年香港广角镜出版社出版了《干校六记》，范用先生读完很激动，想在国内出这本书，便去向杨先生请求，几个月后这书在三联出版了，是我最早编辑的杨绛先生的书。之后三联又出了《将饮茶》、《洗澡》，责任编辑也是我。后来我被派去香港三联工作，再回到北京三联这么多年，《我们仨》是我重新事无巨细、从头至尾地操作一本书。”在《我们仨》的版权页上，责任编辑一栏署名“冬晓”，有读者可能不知道，这个“冬晓”是北京三联书店前总编辑董秀玉。

关于《我们仨》这本书定题、写作和出版的经过，董秀玉至今记得每一个情景：
“1994 年夏、1995 年冬，钱锺书先生和女儿钱瑗相继住院，杨绛先生八十多岁了，奔波于家与两所医院之间。三人分居三处，这样的生活持续了几年。其间有一次我去看望杨先生，当时钱先生和女儿都病情加重，再加上一些无聊的烦心事干扰，杨先生的心情很不好。我劝先生不理那些莫名其妙的事，赶快抓时间写写你们仨，这件事只有你能做，而且十分有意义。杨先生答应了我，说好，就写一本《我们仨》。
“最初设想，这本书一家三口各写一部分，钱瑗写父母，杨先生写父女俩，钱先生写他眼中的母女俩。到 1996 年 10 月，钱瑗已经非常衰弱，预感自己的日子不多了。她请求妈妈，把《我们仨》的题目让给她写，她要把和父母一起生活的点点滴滴写下来。躺在病床上，钱瑗在护士的帮助下断续写了 5 篇，最后都不能进食了，还在写。杨先生见重病的女儿写得实在艰难，劝她停一停。这一停，就再没有能够重新拿起笔。我记得钱瑗最后一篇文章落的日期是 1997 年 2 月 26 日，她去世的前 6 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