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不见的老年抑郁寒流(3)

无法表达的痛苦下班回家的郑华遵从医生指导，试图在家营造一些快乐的氛围。比如，他们夫妻俩晚上逗孩子玩，会故意笑得比较响。但发病的母亲看上去没有任何反应。
他说，自己也不能对母亲倾吐遇到的苦恼，只能强挨着，时不时地尝试和她交流。“妈妈。”他对她说，“抑郁症是一个病，坚持吃药，（发病的）时间很快会过去的。家里还有孩子。我需要你，不能没有你。”母亲对这些话，似乎也没有什么反应。
在疾病中，她只会反复念叨：“我现在的脑子像是透明的，外面讲话的声音像从很远的地方传来的。”
她说，自己已经很多天没有睡好觉了，感到身体很胀，很疼。
到了恢复阶段，她逐渐能睡着了。去参加家族聚会的时候，她的兄弟姐妹们会提醒她：“要注意吃药哎，要听医生的话哎，你发病的时候都不认识（搭理）我们了。”许淑英不接这种话，更不主动提起；旁人问些问题，她也不正面回答，好像忘记了一般。
没犯病时，她能组织其他老年人一起旅游，常去跳广场舞，不像患病的人。
又是一年发病，许淑英一早跑出去，寻了短见。“那天是非常、非常难受的。”郑华回忆，“家里的亲戚都从老家赶来了，有的亲戚还冲我吼。”更多人问的则是：是家里遇到什么问题吗，是媳妇和婆婆吵架了吗？
往后的一段时间，郑华总准备着很多母亲和一家在一起的照片，预备给亲戚们看，他想证明，并不是他和妻子不照顾她，不和她谈心。
“家里有一个人患抑郁症，所有人都是苦不堪言的。”郑华反复地自白。
新加坡国立大学助理教授姜楠研究老年精神病问题有十个年头，同时给老年人做一些心理咨询。
姜楠说，老年人的世界并没有那么好进入，在精神疾病的防治中，年轻一些的社工想和他们说话，会遇上一些壁垒：身体开始衰弱的老人，并不如想象的愿意接受建议，听取社工、或者家里小辈倡导的“科学”。和其他年龄段相比，老年人更有主见，也有其他年龄段的人不容易进入的社会结构。比如，社区里想组织一些能活跃身心的活动，“一般需要找（在老年人中）说话有分量的人去组织”，社工只能从中协调。但是老年人在参与活动之后，退出的相对会少。
有一些老年抑郁症患者发病的诱因是家庭失和，与子女关系紧张，而在另一些家庭里，尤其在华人重视家庭的气氛之下，子女会把老人当做孩子照顾起来，要为他们的病负责。
随之而来的是，一些子女会向老人灌输自己对抑郁症的认识，但老人并不接受。姜楠表示，如果情况严重，第一要引导老人去就医，如果需要药物治疗要遵循医嘱；平时更倡导鼓励他们走出门，感受不同的乐趣，让有抑郁倾向的人有动力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