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商务一辈子｜林尔蔚先生访谈录(9)

“反修防修”运动中的陈翰伯
张稷：出版是需要积累的工作；而具体的出版工作又是极其具体琐细的。建国后，各种政治运动很多，在这种环境下，顶着压力不惜遭受牵累，做了那么多有益于文化发展和民族进步的根基性工作，这是陈翰伯最了不起的地方！
林尔蔚：有两件事情我记得比较清楚的。一件事就是北京市有一阵搞“反修防修”。在工人体育馆开会，陈翰伯去了，是组长。还有什么北京图书馆啦、历史博物馆啦，各个大的出版文化机关很多头头都去了。主管这个批判会的是陈克寒，当时的北京市委宣传部部长，后做过文化部副部长。在这以前呢，有一个真理问题的讨论，陈翰伯大概写了几篇文章，我记得其中有《评〈青春之歌〉》。这次“批修”也要陈翰伯写几篇批判文章，是关于几部电影的。我记得有一个叫《洞箫横吹》，还有一个《静静的顿河》，还有几部片子，看后要写文章批判。陈翰伯是组长，我负责做记录，完了以后陈翰伯叫我也写一篇。我写了以后他改了一下但没有发表。那时有关部门还要陈翰伯看《俄汉大辞典》，我问看什么啊？他说要检查有没有修正主义——这么大一本，怎么看得完呵？！
陈翰伯在馆里提倡了几件事情，一个是倡导读书，每年给编辑一个月的读书假，读完了以后写一篇文章。另外就是办《简讯》，每个礼拜单位里有什么事儿，比如你来采访啊等等，一条一条写。另外也提倡编辑写《外国历史小丛书》，陈翰伯就是要锻炼干部，要大家练笔啦。
“人弃我取”，网罗人才
张稷：陈翰伯到处收罗编辑人才，其中包括不少有所谓“历史问题”的专家和大学生。就是陈翰伯说的“人弃我取，人舍我用”了。
林尔蔚：翰伯就是叫我去收罗编辑人员，后来还有人因此批判我。当时北京大学的学生到北大荒劳动后要回来，陈翰伯就叫我把他们招来，就是陈应年啊这一批，我记得有四个。另外还从社科院又要来了一批。
五、文革前后
“我回北京，绝不会忘了你们的！”
张稷：陈翰伯在商务工作一共14年，实际上仅仅前面8年在做事情，之后就是文革了。
林尔蔚：文化大革命以前，陈翰伯送我去新华社“外文干部训练班”学了两年英文，回来后在英语组、序言组待过很短的时间，只是看一些外国史书和《英语缩略语词典》的稿子。文革开始了，我没有一官半职，是小萝卜头儿，也去了干校。有个编辑的爱人跟我们去干校。也不知道他怎么，给我贴了大字报，说我是什么呢？“黑苗子”、“爪牙”、“招降纳叛”。后来大家说我就是个一般工作人员，不是当权派，他怎么贴大字报呢？以后也就没事儿了，不了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