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ver：为什么培养知情公民需要“慢新闻”？(2)

除了监测流量的各种第三方软件外，内部专用的数字分析工具进入了《时代》、《纽约客》、《卫报》们的编辑室，虽然那些媒体致力于守护新闻道德和编辑价值观，确保是它们而非商业利益决定报道内容，但是编辑们需要决定自己对数据给予多少关注度。《卫报》前主编 Alan Rusbridger 在《突发新闻：新闻业的重塑，以及它为什么重要》一书中写道，他们的工作目的，是保证编辑室是“对数据知情”（data-informed），而非“数据导向”（data-led）。然而二者的界限很容易模糊，你并不清楚自己的行为是否越线移向了后者。
根据点击率计算广告收入逼迫一些网媒降低编辑标准，任何可以快速生产、又有潜力在 Facebook 和 Google 上生成点击率的内容都是带来收入的“机会”。付费订阅模式看似理想，它为一个特定的忠实读者群生产有质量的内容，好像是这个时代保持编辑节操的最好方式。然而提高订阅量的路径和广告盈利模式下并没什么不同——他们仍然需要一些免费文章吸引读者付费，这渠道仍由 Google 们掌握；且他们需要不断的更新来维持读者的付费，质量很重要，但数量同样重要。
新闻的溢出改变了公民“知情”的方式，现在很少有人能在早晨坐下来读一份报纸或是晚间守着电视新闻，他们只是在接受新闻的“触碰和摩擦”。按照前文的标准，很难说现代媒体在培养知情公民。这种生态系统滋生了种种问题，比如人人都高估自己的知识、群体观点极化、小圈子日益封闭、交流障碍加深等。它形成的是对知情的幻觉。
深度极为关键。复杂、考究、周全、严谨的分析类报道才有助于让公民知情。在 2010 年，三名德国新闻人士发起了“慢媒体宣言”，它呼吁读者从“慢食品”运动中汲取灵感，强调新闻质量和无时效的一面。“慢媒体并不是囫囵吞枣，而是精心挑选食材、用更集中的方式将其烹调……它不应该被随便享用，而应该激发读者的全神贯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