拒做“第二性”的女人，《花神咖啡馆的情人们》里的波伏娃(5)

萨特和波伏娃现实生活照
只要我们细读她50岁以后写就的四部回忆录，就不难发现：她和萨特作为事业上、文学上的精神伴侣，固然是忠诚不渝、互相呼应的，萨特用哲学理论、她借文学形象来阐明同样的存在主义哲学思想，并成为二十世纪人类史上的一笔丰富的精神财产。但在生活中，她又常常流露出一种冷寂落寞的少妇闺愁。“我和所有人一样，一半是同谋，一半是受害者。”
波伏瓦为自己选择了一个二难悖论：为了捍卫自己独立的女性地位，她将创作事业作为独立精神的体现；而为了创作事业，她又不得不回到女性可悲的依附状态。可事实上，她最引以为傲的文学作品，如《名士风流》《女客》，与萨特的《恶心》、《苍蝇》，以及加缪的《局外人》、《鼠疫》无法相提并论。而作为存在主义哲学家，她也没有萨特《存在与虚无》、梅洛·庞蒂《行为的结构》这样的代表性论著。如果不是后期《第二性》问世，她恐怕很难在文坛上留下深刻印痕。但也是《第二性》的出版，让她后半生不停遭受到恶毒狂怒的攻击，“性贪婪 ”、“性冷淡 ”、 “淫妇 ”、 “女同性恋者 ”等恶骂之声不绝于耳。

残酷一点来说，她的真正价值和意义并不在她自以为的文学创作中，而恰恰在于她并不以为然的女性角色中。她的主要意义和价值就在于，她写出了作为一个杰出的职业妇女在以男性为中心的现代社会里的感受体验、精神优越与矛盾苦闷、欢乐与幽怨。
就像电影中她对母亲的坦白，“我想明白的是自己。我一直以为自己站在命运之上，现在却发现自己在自我欺骗，就像您，像所有女人一样。”
当然，这一切并不妨碍波伏娃作为反传统、追求个体独立的女性典范。她更以自己的作品和一生遭遇促使读者沉思：人类社会的历史积淀如此厚重，即使是最优秀的女人，要摆脱依附状态，进入完全自由的境界，又谈何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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