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姻究竟是一桩“圣事”，还是一个契约？(7)

《婚礼》，描绘一对新人在教堂举行婚礼的情景（18 世纪意大利画家皮也特洛·隆基绘，约1755 年）
在教皇迟钝地宣布爱情胜利之前20年的1956年，弗洛姆已经说到，情况并非如此。他以《爱的艺术》一书，分析了当代社会结构中，婚姻家庭正在变成一个摆脱不安全感、摆脱孤独感、共同对抗外部压力的同盟，却被误解为爱恋，婚姻中的人正再一次与爱情渐行渐远。
弗洛姆认为，“二战”后的欧洲社会结构产生出的时代精神中，“爱已经是一种相当罕见的现象”，不罕见的则是存在主义理论的流传，精神分析理论的推广。这似乎反映出新时代来临之前的一种焦虑以及对消除焦虑的思想需求。
终于，社会学家忽然注意到，连法国人都犹豫了，不太好意思说爱了，爱情主题也从严肃的文学作品中退场，成了娱乐文化中消费的主题，或商品推广中的作料。只有一些学者还把它当作一个严肃的政治、社会主题。
婚姻于是遇到了新的危机。短短的半个世纪里发生的变化，当年阻碍爱情婚姻的障碍一个个被克服后，“从前所说的需要结婚的理由又一个一个消失”：成家立业曾是成熟男人被社会认可的标志，现在男人立足于社会靠的是职业职务和社会地位；婚生子女曾是享有继承权的重要条件，现在未婚生子同样可以成为继承人；避孕术的广泛使用，对生育的控制直接促进了性解放的范围，性问题完全可以不依赖婚姻解决；同居作为个人自由也不再被视为非法或有违伦常。原来必须在婚姻内部解决的生存问题，如今都有了其他解决途径，留给婚姻家庭的似乎“只剩下一种象征性关系”。
自治能力成为婚姻的根本
现代婚姻在很大程度上卸去了政治、经济、后代等负担，婚姻关系越来越明显地从其他社会关系领域突出出来，家庭随之变成了一个与其他社会环境判然有别的领域。按福柯的说法，婚姻越少，各种生存策略的负担就越自由。它的价值就集中在建立和维护一种强大和稳定的个人关系，包括共享生活、互相帮助以及道德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