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姻究竟是一桩“圣事”，还是一个契约？(8)

如果说这种婚姻的起点是因为双方以很文化的方式“凝结”出了某种爱情，那么《伪币制造者》里纪德感兴趣的问题就变成了：爱情是怎样溶解的？即使承认在婚姻中爱情好像有了主导地位，但爱情并不能保证什么，尤其不能保证长久稳定的婚姻。

《农民婚宴》（彼得·布吕盖尔绘，1568 年）
曾经，公共权力一直充当着婚姻的保护者。今天，针对婚姻的公共权力的约束力是历史上最宽敞的，这种宽敞不是来自法律条目，而是现代婚姻内部的约束力变得严格了。他说，越少依赖于经济或社会目的，越会促进夫妻之间发展成一种比以往更紧密的生活方式，这种关系就越有约束力。婚姻问题常常在远远没有触及到公共体制的边界时，内部双方早已调节、斗争、妥协、商讨过，到了需要公共权力来认定时，其实内部的认定已经完成，走个手续而已。
婚姻的传统目标已经发生了变化，它与传统婚姻目标的最大区别在于：对方既要被更加地推崇为独立自主的另一个人，同时又必须塑造，进而承认与之形成的统一体。在福柯看来，这是现代婚姻家庭的最大的悖论。
因此这造成了新的焦虑和要求，离婚率提高、不婚人群增加或许与之有关。吉登斯究其原因，起自浪漫爱情观念假设的一种心灵沟通，一种特殊的信念。在坚持这种信念的婚姻中，如果爱情结束了，要么征服世俗陈规利益，拒绝和解，离婚；要么在“合法化的道德犯罪”中延续婚姻。这是1889年时爱情婚姻倡导者的决绝态度。但是，吉登斯说，因为与子女的关联以及共同生活痕迹的纠缠，这种颠覆性态度一直受到抑制，真爱永存白头到老的观念也参与了这种抑制。
由于这种抑制的存在，两个人原有的那种独特感会有趋同的倾向。但这种趋同并不被感受为趋同，恰恰相反，常常被感受为对方不独特了，两人距离越来越远了，爱情婚姻的过程曾被视为两人共同去创造“一部相互叙述的传记”，这时却又变成了对各自生活的孤独应对，合作、港湾、保护子女等策略替代所谓的爱情。晚近的变化是，即使保护子女的负担也变得不那么严重了，社会文化还是提供了大量如何照顾单亲子女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