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太有名，日本人选择原谅他的恋童性侵(7)

1999年，《周刊文春》激情四射地连续14周做出系列报道，直指喜多川和杰尼斯帝国对练习生的压迫。
当年主持报道的记者中村回忆，当时已经成年的受害人谈起当年仍然会情绪崩溃：
“我从没见过人能哭成那个样子，浑身都在打颤。”
他决心把一切真相公之于众。

然而资料详实的报道后，接踵而至的不是正义的伸张，而是无言的排挤。
海外媒体如《纽约时报》等立刻跟进深入报道，而被称为“五大纸”的五家日本主流新闻社如同一团点不燃的惰性气体，共同选择沉默。
头版大幅报道着其他新闻，只在塞花边新闻的边角栏里简略地提上两句事件的发展情况。
一场本可能发酵为全国性大事件的丑闻，就这样被拖进了公众的遗忘周期，最终不了了之。
这是日本新闻界独有的“忖度”。

藏在新闻边角里的喜多川事件报道
正如没有个人敢于在法庭挑战杰尼斯，也没有新闻媒体敢于得罪这棵摇钱树。
得罪杰尼斯，意味着不再能获得杰尼斯成员的一手消息、不再被邀请参与杰尼斯活动，也不会有杰尼斯成员出现在这家媒体的访谈、节目之中。
而几十年的运营下，杰尼斯早已深入日本媒体的每一根毛细血管，在五家主流媒体旗下，你甚至很难找到一档完全没有杰尼斯艺人的节目。
被杰尼斯拒之门外，无异于一次抽筋扒皮，越是家大业大，越难以抉择。
于是，1999年的《文春》风暴里，主流媒体选择了“理智”的退缩。
今年BBC旧事重提，即使喜多川已然去世数年，主流媒体依然选择了沉默观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