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蒙·阿隆｜哲人的国家责任

作者｜雷蒙·阿隆(Raymond Aron，1905-1983)
法国著名哲学家、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
20世纪欧洲的哲人所面对的问题，希腊思想家在公元前5世纪就以难以逾越的清晰性予以提出。
在希腊，诸城邦是政治生活的框架，它们有一个模糊的意识，认识到自己属于一个共同的文明。不过，它们各自有不同的政权组织，且在意识形态上各不相同。雅典内部相互对立的群体也宣称奉行不同的意识形态。这些群体，我们不敢称之为阶级，因为我们撇开了奴隶和外国侨民，而仅仅考虑雅典公民。它们的财富并不平等。它们放眼向外，在一个通常是她们敌人的城邦中，寻找一个符合它们偏好的模式。内部纷争与城邦间的斗争以错综复杂的形式交织在一起，意识形态的对立使利益冲突扩大，改变了其面貌。
在这样一种历史形势中，哲人处在什么样的位置？
…… ……
哲人首先要对哲学负责。他越好地服务于哲学与真理，也就是在越好地为城邦服务。当前的形势同样容易在哲人所担当的各种责任之间制造矛盾。
热爱理念或者放眼未来遥远的整体性的哲人，不可以赋予自己共同体的特殊律法以无条件的价值，听信于不思考的人天真地给予他们的、狂热者想要让他们认可的价值。
甚至当哲人教导人们遵守人为法的时候，他往往把这种服从建立在一些很容易就被认为是不恭敬的论证之上。苏格拉底被他的敌人们当成是诡辩家，被指控腐蚀传统、减弱了习俗的权威性。我们能够轻易地想象出缺乏尊重的服从甚至就不会有出路的形势。哲人难道应该在专权横行、在某种意义上法律（它意味着至少在形式上的普遍性）已经消失的时候教导人们服从法律？决定屈服还是反叛本身是不能仅仅用哲学来批判的。在刽子手的门上刻下“最卑劣的野蛮人”（ultimi barbarorum）的哲学家是英勇的。而如果他继续他的沉思默想，孤身一人，对于尘世喧嚣不闻不问，他是不大会背叛的。
当代的哲人之所以觉得自己对于城邦比别人负有更多的责任，是因为各种事件似乎影响着人类的精神命运，是因为人们丧失了对于超验的信仰之后，把公平地组织共同体当作终极目标。同样，他想要在做哲人的同时是一位技师，常倾向于在普遍真理当中创设一些谨慎的建议。它们也许应景，但肯定也易于引发争议。他有时容易将手段与目的、特殊性与整体性相混淆，不能对历史性与普遍性、同一时一刻联系在一起的制度与人们可以设想但不可具体预见的终极社会明辨秋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