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蒙·阿隆｜哲人的国家责任(2)

哲学可以说是手段与目的、相对性与真理的对话。如果它因为支持某个极端而中止对话，它也就否认了它自己。两方具有相互矛盾的连带性，是思考的人的特点。它拒绝牺牲其中任何一方，也就是在忠于自身及忠于其社会责任。我们还要知道的便是，社会本身是否会容忍从不完全服从的哲人。或者进一步说，既然已经确定了哲人能够且应当对集体担起的责任，我们怎能不探究一下集体想要加诸哲人的那些责任呢？当代最为令人不安的特征之一，实际上就是存在这样一些制度，不满足于大众被动或者冷漠的服从。
这些制度想要受所有人，甚至是有十足理由厌恶它们的人所爱戴、敬佩、热爱。在上个世纪，当阿尔萨斯和洛林被德意志帝国兼并，这两省的代表庄严地反对施加于他们身上的暴行。在本世纪，兼并的受害者们歌颂慈悲的行动，99.9%的选民用选票认可暴力。暴君在众人心中越受憎恨，就越会被那些谋害他的人所神化。政治权力要求哲人做的，不再仅仅是服从，而且还要为服从作论证。有些反射论者断言有效地操纵反射可以清除信仰的等同物。
观念学者将会提供一套心智体系，供人们灌输给异端和不信者。哲人本身不可侵犯的部分受到了威胁：他成了一种技术的工具，而他自认为是一切技巧的主人，因为是由他决定技巧价值和目的。如同在宗教迫害的时代，哲人在沉默或者伪装中寻找避难所。什么也不说却又能够蔑视权力的对策并不总是存在。
如果被迫讲话，他会在良心中保留一部分属于他的自由的秘密。他是否会因为言语上向权力妥协而有丧失自己的正直的危险呢？我认为归根结底，精神是暴君鞭长莫及的，即使他装备有科学工具。如果说哲人本质上是寻求真理、抵制束缚的人，那么我们可以说，在这个时代，哲人虽然受到了数倍于以往的威胁，但也从未被完全打败过。
不论他冥想世界或者投身行动，不论他教导人们服从法律还是尊重真实的价值观，不论他激发反叛还是激励坚持不懈的改革努力，哲人通过与他所选择的党派分担风险而非幻觉，同时在城邦内外践履他的地位所要求的职能。
当他也有了观念学者的狂热或者怀疑，当他也赞同神学法官的宗教法庭时，他也就不再配得上哲人之名。
没有人能够谴责他做当权者的喉舌，如果他只有付出这个代价才能存活的话。在深信某种制度符合历史逻辑的君王之侧充当顾问的哲人，参与到战斗当中，并接受其奴役。但如果他无心探究真理，或者鼓动失去理智的人相信他掌握了终极真理，那么他就否定了他自己，哲人也就不复存在，有的只是技师或者观念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