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奔怒海》，需要付出多大的代价？｜银幕中的自由(2)

1977 年越共制定亲苏策略，与中国交恶。1978 年，越南政府在前南越地区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导致大批越南华侨逃离。当时，创办了青鸟电影制片有限公司的著名左派影星夏梦选择《投》为青鸟公司的开山之作，这也的确符合她的初衷，让文艺服务于政治，将摄影机对准与中国关系趋恶的越南，去反映当地的社会政治问题。她自文化大革命起告别影坛近十年，一度与丈夫迁居加拿大。文革结束之后应廖承志之邀，重返影坛，才创办了青鸟影业。
《投》作为一部不折不扣的香港电影，政治题材，在那个年代能到海南去拍摄，跨越重重的政治、政策障碍——夏梦主持的青鸟影业居功至伟。想不到的是，《投》虽然表现了越南排华的场面，但也渲染了恐共情绪，不仅在台湾被禁映，在中国大陆也在被禁之列。
自由与限制，在政治风云之中，是一条飘忽不定的灰线，《投》的开拍与被禁则吊诡地回应了自己提出的主题，也一如影片中阮主任。他出场时还在做官，是负责接待芥川的干部，一个规则执行者，享受着比蝼蚁民众更多一些的自由，还能帮芥川摆平一些麻烦。他大半生追随共产革命，却拜倒在夫人的裙下，向往美酒与美人的享受，也自嘲说：「越南人的革命成功了，我自己的革命失败了。」
在看不见硝烟的权力更迭中，被武同志取而代之，送到人人闻之色变的「新经济区」去做了小队长。看似手中有权力的人，也受着权力的摆弄。在剥削他人自由的体系中生存的人，无论是被压制者，还是压制者，都离真正的自由很远，因为「人」在权力游戏面前如牲口，只有赢家和输家，当然，还有逃离者。对这一层的看透，才是《投》揭露炼狱之恶层次丰富的地方。
除了有青鸟影业这一层关系之外，在香港，持续恶化的越南船民问题也催生了《投》的故事。《投》的英文名是 Boat People，也即船民。七十年代末英国政府在日内瓦签署公约，将香港定为第一收容港，越南的船民问题便一直困扰香港。至 1970 年至 2000 年香港最后一个难民营结束，香港接收的船民约 20 万，是香港历史上最大的人道主义救援行动。「船民」的称呼是为了与「难民」甄别，前者是经济原因非法入境，可被遣返，后者是政治难民，需要保护。船民涌港，造成许多社会问题，引起电影人关注。
许鞍华在《投》之前已于 1978 年完成电视台剧集《狮子山下》之《来客》、1981 年《胡越的故事》两部越南题材的作品，与《投》合称为「越南三部曲」。《投》也是其中最成功的一部，票房逾 1500 万，得第二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电影、导演、编剧、新演员以及美术指导五个奖项，也在「中国电影一百年最佳一百部电影」中位列第八。《投》之阵容，一时无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