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云蓬：我和鲍勃·迪伦敲着天堂的大门，天使们都失眠了

鲍勃·迪伦在1966年。“在北京一个个炉火熄灭的冬夜里，这两块砂纸，摩着我的耳和心。摩擦生热啊，身心浸入他的歌声里又放松又温暖，像是听老家的二叔抽着旱烟讲故事。”文/周云蓬周云蓬，歌手，游历各个城市弹唱，出版诗集《春天责备》，音乐专辑《沉默如谜的呼吸》《中国孩子》《红色推土机》《牛羊下山》等，被誉为“最具人文的中国民谣音乐代表”。如果用中国的某位歌手与他老人家相类比，我以为当然不是罗大佑，而应该是邓丽君。我是被鲍勃·迪伦的名声如雷贯耳后，才慢慢地听到了他的歌。鲍勃·迪伦是以一个时代启蒙者的身份进口到中国的。尽管他自己不情愿，但谁在乎他的私人想法呢？而邓丽君也是这样，她的靡靡之音，启蒙了大陆整整一个时代的年轻人。上世纪70年代末，我们拉上窗帘，戴着军帽的脑袋挤在一起惶恐又兴奋地听她的歌，生怕被人检举，有种偷情的快乐，还有从事地下革命的刺激。
小邓她是我们色情的知心姐姐，给了我们最初的性教育。而性爱是打败极左思想的最佳武器。正如在小说《1984》里一样，自由的爱情，是对老大哥制度深刻的彻底的拆迁。

鲍勃·迪伦在1984年。美国的叛逆者，往往是从个人的“我”走向集体的“我们”。迪伦当仁不让，成为那个时代集体叛逆的代言人。而中国大陆几千年的大一统教育，几十年的国家至上，集体利益高于一切的大帽子，如垂天之云，或者就是天本身，罩在我们头上。所以回到个人，回到普通人的生活，回到男欢女爱的私人幸福里，成为这代人千里迢迢跋涉的目的地。认真地说，鲍勃·迪伦最初对于我，只是个很优秀的美国乡村音乐家。从音乐技术含量上判断，他不如地下天鹅绒的Lou Reed，不如后来的Pink Floyd，或者是更后来的Tom Waits。我们从小生长于呆板、无性欲、永远正确的沙漠里，猛一接触外来音乐，当然会饥饿地扑向更荤腥更酷更爆裂的大肥肉片。对于迪伦这种略显清淡的絮絮叨叨的造反，心里还是觉得不过瘾。所以，朴素的东西才难以真正被人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