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研究报告｜展望“后疫情世界”：新的世界领导力从何而来(4)

生物技术、量子计算、人工智能等领跑科技的勃兴，是一系列科学理论和实践在近半个世纪时间里发展交汇的结果。人们注意到，此轮科技革命呈现优势分布多元化的特点，而非像前几次那样由少数国家垄断和主导。美国等发达国家在半导体、高分子化学、发动机、生物医药研发等领域仍拥有优势，中国则首次有机会经历完整的新工业革命进程，凭借国家对基础研究的有力扶持和投入，以及大数据、应用市场、基建等方面的优势，在电信、新能源基础设施和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电动汽车技术的应用和创新等方面，来到了接近发达国家的起跑线上，正在数字时代调动起惊人的科技发展加速度现象。
信息、生物等技术的特性也改写了科技与生产力对称发展的因果关系。掌握最多尖端技术的国家未必能在其应用和经济效益的转化方面获取全胜，任何新技术的发展也不太可能仅为一个集团、一些国家或者一种文明服务。与此同时，在新技术研发与规模应用的过程中，规范的缺失给人类社会带来伦理、安全等诸多方面的挑战和风险，亟待国际社会加紧商议和制定可以共同接受的标准。
新技术发展的高端市场空间本来就很有限，疫情期间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新技术业态得到比较充分的发展，尖端科技竞争更加激烈。美国对华科技政策突出高压和对抗性措施，以国家安全为借口，力图减少与中国的技术关联。拜登政府继续在高科技领域推进与中国的零合竞争，从技术出口、学术研究、人才交流等方面极力设障，试图搭起“小院高墙”。在国际上采取依据亲疏划分科技合作小圈子的做法，给技术贴政治标签，拉拢盟友一道延缓中国的创新速度，消解中国的优势。这种对人类发展不负责任的态度和破坏性行为使得全球科技生态面临裂解的压力。
三、大国合竞。特朗普政府将中国定位为首要“战略竞争者”，宣告美国的全球战略“回归大国竞争时代”，推动与中国的竞争外溢至政治、经济、科技、军事、意识形态、与第三方关系等多重领域，在国际关系层面塑造全方位、宽领域的对抗态势。新冠疫情进一步加剧了美国与中国的对立情绪，这也阻碍两个大国携手带动全球合作。拜登政府上台后明确了对华“进行长期且激烈战略竞争”的方向，一方面积极推动国内调整，调动举国之力开展对华竞争，另一方面打着“共同价值观”的旗号，聚集盟友伙伴之力构建遏阻中国的战略联盟。但是美国霸权的根基在过去几十年的战略透支中已经被动摇，内部亦困难重重、制度效能下降，落实竞争深受掣肘。
现如今，中国和美国经济规模加总已经占到世界的一半以上，其他方面的力量也呈现类似的占比状况。因此，当中美陷入严重分歧时，这两个大国之间的矛盾必然成为当今世界国际政治和战略领域的主要矛盾。然而，双方在同一全球体系内的运作保持着比较高的相互依存度，并且有着在关乎共同利益和世界整体需求的议题上开展合作的意愿。中国一直不赞成用“战略竞争”定义中美关系。毋庸讳言，国家间存在天然竞争，例如经济竞争和科技竞争都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战略竞争不可取，容易导致国家资源和外交注意力的错配，也不符合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时代的基本特征。今天的中美矛盾已经部分显现冷战特征，尤其在意识形态分歧等方面，但是，不同于过去美苏对抗的是，两国都对保持世界体系的平稳运行和发展有着共同的利益和需求。